但是怎么合理的利用宗教,达到引导信仰的问题呢?
朱允炆连续召见方孝孺、解缙以及当时的几个大儒,询问关于宗教的问题,为此,不顾自己以前所限制佛教发展的旨意,特地还召见了几个僧人,以及道士作为参考之用。
经过各种资料的汇集,才知道佛教为大明最主要的宗教,其地位显著,流行普遍,都在道教及其他宗教以上。
这样以来,大明在朱允炆不提倡宗教的政策下,对于佛教的限制在于其社会影响力,包括僧人的数量控制、寺院的数量、寺院经济对大明财政的影响等等,其次才是僧人对大明官员的影响。
在打压佛教的同时,但却没有扶植其他宗教,也不能不说这是朱允炆的一个败笔,这导致了民间对于***教的容纳,导致了民间对其的同情,甚至是接受。
这是作为一个皇帝所不能容忍的,本来对于宗教不感兴趣的朱允炆,也不能容忍,他现在清楚的看到,要想彻底的禁绝宗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建立起一个本土的,由国家扶植的宗教势在必行了。
洪武元年朱元璋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置道录司,掌天下道教。道录司设左右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各二人,其中正一官品最高,为正六品,显示出对正一道的器重。地方上则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管理道教。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道行高洁、精通经戒的道士担任,负责检束道士行为,核实道观和道士名数,道士申请度牒等事务。
而佛教亦然,成立了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宜。两司都属于礼部管辖。
朱允炆作为皇帝,当然熟悉朝廷这些编制,为此他召见道录司中各级官员问事,并要求其作出佛、道总结。找出两者的分别。得出:
佛教的普世性超过道教,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而道教的“拯救”途径,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专门的修炼,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
朱允炆考虑良久,方孝孺请求觐见,那是因为最近皇帝勤于问询佛、道中事,他有些担心,大明以儒教为立国常经,兼用佛教、道教“阴翊王度”。方孝孺害怕皇帝由***教引起谣言,作出本末倒置的事情。
在他们的眼里,一个勤政的仁君,问询宗教之事不是一个好苗头。他要劝谏皇帝的这一行为。
方孝孺认为,对于宗教应该取容纳、利用、控制方针,但始终不能使宗教左右国家政务。而对于***教的偶然现象,他认为***教在民间相对封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
之前皇上打压佛教,方孝孺虽然有佛门中的朋友,但是却未多言,那是因为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大明的生活中,但其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息,两者的思想还是有矛盾的产生。
儒家讲的是入世,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
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原,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
所以方孝孺虽然有佛教的朋友,但绝对不至于站出来为其摇旗呐喊。甚至还会为皇上的圣明感到高兴。但是这次不同,方孝孺绝对不希望皇帝再陷入到宗教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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