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可否认后儒具有某些自发的启蒙思想因素，但对整个大明的士子阶层来说，提倡九年的免费教育，造成了读书人的泛滥，现有的儒家学派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读书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权威。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的前期。
在这个转型期，儒学的前途有多种可能，一是否定永嘉、永康学派，向程朱理学复旧。这是方孝孺正在努力做的；另一种可能是对儒学本身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现实需要。而以杨杰、黄磊、彭方等人的永嘉学派正是这样做的。
相对说来，永嘉、永康学派在全面开放海禁的情况下，可塑性很大。由于这一学派代表新兴阶层利益。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而恰当此时，传教士给大明士子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这就难怪一些读书人等趋之若鸳了。
就文化心态来说，中原的读书人向来以一事不知而为耻，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地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这和传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等观念一样，都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态。
基督教的观念有中原昔日先贤所未及通者，正可弥补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他们所向往的是那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和圣洁的仪式。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弥补只重现世的儒家思想的内在缺陷。而其绪念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万物之理，即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这种判断基本上代表了现在大明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看法。
当然，朱允炆严格控制着，在热情地欢迎西方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对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学传统失去信心，并没有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持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认为固有文明自有其优长之处，与西方文明相比，大明文化有弱点，也有优点，文化的未来发展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废弃固有文化特别是儒学，以让西方文化在中国专行，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取中西古今之所长，“参合诸家，兼收西法”，重建中国文化的新体系。
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大明上下吸收西方文化，他们在接受西方宗教的同时，更竭诚地欢迎西方的科学技术，并计划大规模地翻译西书。在这十余年里，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确实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勃勃生机。大明文化尤其是儒学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和大发展，似乎已没有太多的异议了。
朱允炆不敢轻易的去动摇儒家在政治上的地位，却十分巧妙的利用当时的情势将其分立出来几个分支。其他的小学派先不说。在建文二十三年的大明，儒家大的学派已经成为三足鼎立的局面。
方孝孺所代表的复古理学，杨杰所代表的激进永嘉学派，还是就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的超儒学派，但是在朝堂之上的地位却不太高，还处于萌芽状态，暂时没有十分明显的代表人物，暗中是以朱允炆为首。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们也在寻求着走向政治官场，因为那样才能稳固的站定脚跟。
三足鼎立的儒家学派格局，让作为皇帝的朱允炆有些欣慰，但是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大明储君位置的争端显现，复古理学和激进学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两者的领袖人物都知道，当今圣上的地位不能改变，而下一任帝王的归属将见证自己学派的兴衰，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问题是朱文奎从朱允炆即位之后，就被立为太子，现在已经二十余年了，如不不像他爷爷朱标那样早逝的话，继承帝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允炆虽然不太喜欢这个有些迂腐的儿子，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利用他有生之年构建出三权分立，皇权凌驾于上，有效的相互节制的话。儿子纵然有些迂腐，但是对于大势也无法改变。
但是面对着现在的情况，朱允炆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首先，让太子在北平执政是为了锻炼太子的执政能力，同时向全国表示了大明对于北方的重视，他立下训示，但凡太子必须经历北平执政的过程，是为了建立储君对于北方的感情，使作为皇帝的子孙们都不会放弃北方。
除了这些之外，这种做法也表示了朱允炆的一些无奈，那就是关于迁都北平的事情可以暂时搁置。迁都的确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举动，而且受到的压力也不会小，至少江南的士大夫阶层就不会轻易答应。
在另一个时空朱棣迁都北平，有很深层的原因在里面，从朱棣自己来说，他原来被封燕王，北方是他自己的老巢，根深蒂固，而且经过靖难之役，朱棣得罪了很多士大夫阶层，迁都有利于打击不顺从的顽固势力，有利于他自己的统治。
再从当时的边疆形式来看，天子北迁，有天子守边的思想在里面，有利于打击当时还没有完全倒下的蒙古势力。从地理上看，北京北连朔漠，南控江淮，地理位置优越，也是有利于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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