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听了之后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这对另一个时空中的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嘲笑，据朱允炆的记忆，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儒家的宽容正是商贾们敛财的温床啊。
这样能收多少税，所谓检查商人的货物不过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装不是商人，那就无论带多少货物都不会被征税。在这种装装样子的检查之下，大量偷税漏税的行为恐怕是占所有商业交易的绝大部分了。
而许多偷税漏税行为甚至是海关官员故意鼓励的结果，他们似乎觉得只要自己征收来的那点东西可以交差就行了，其他就不管了，内厂汇报了一个怪诞事情，让朱允炆不知道该怎么评论自己的政策了。
朱允炆不想变成一个横征暴敛的昏君，代价就是一个十分可怜的仁君了。他为了规范海关的税收政策，曾经规定海关的定额收税，由于害怕官员们以税收增高作为政绩，作为向上攀爬的主要依据，朱允炆曾经处理过几个收入过高，但是手脚又不干净的海关官员。
但是官员们揣测圣意之下，竟然得出了一个结论，变成了一个潜规则，那就是征税多了皇上不喜欢，并揣测出皇上的税收底限，给自己定了任务。
一旦完成定额，就减少对商人抽税。在杭州有一个海关官员，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启关任商贾往来。而在威海那里的海关官员，更是建立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制度，让商人自己写下自己的收入进行税收评估。
这还是商贾众多的海关之情况，从内厂的调查所得出，现在有的海关竟然入不敷出，也就是收来的税还不够海关内部发放俸禄和日常办公所用。
朱允炆十分惭愧，朱允炆也十分愤怒。朱允炆更感到无奈。
惭愧的是自己一个外行领导了一大群的外行，本来一些利国利民的政策，在一些腐儒面前却变成了危害国家的行为，自己想把大明塑造成一个理想的国度，但是现实就是现实，他毕竟不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不是一个改革家。而现在大明更是很少有人向陈瑄这样看的深邃。
愤怒的就是自己宽松的政策，导致了官员们的急速腐化，再加上大明的相对稳定，而自己的精力又都集中在正在进行着的大航海计划，和西方的沟通。作为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顾不了这么多，长久的安逸使官员们更加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海关官员的表现就是一个例子。
而无奈的就是，自己一直拿另一个时空几百年后的想法试图改变大明，大明发展的步伐太快了，从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大明的人口又六千万增长到一万万四千五百七十六万余人，已经翻了一番就可以看出，但是又缺少必需的人才储备和软硬性条件，再加上皇帝集权之下，都在等待着自己的诏谕，所以使一切都变了味。
这时，朱允炆才感觉到，治理一个国家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也难怪历朝各代都是盛世少而乱世多了。但是这一切有借口的，唯一令朱允炆不能接受的是，农民的仅仅温饱却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朱允炆设想着大明在自己的统治之下，甚至可以达到另一个时空中的免除农业税的阶段，所以一直在准备着，首先在减低税赋的前提下，朱允炆在建文十三年下诏：农民缴纳田赋不必缴纳粮食，只需缴纳相对应的宝钞即可。
他以为这样免除了百姓的奔波之苦，也免除了官员的从中克扣，百姓家里有粮食，自然想什么时间买都行，而商人也会上门收购，那样可以避免了百姓受剥削，到了大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朱允炆会在相应的时间下诏免除农业税，或者诏谕下一任皇帝来免除农业税，那样对于民计民生都会有好处。
但恰恰就是这一条，令朱允炆最为伤心，因为这一条是朱允炆最为得意的，但也直接造成了百姓生活的仅仅温饱，还是没有余粮的储存。(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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