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等在广西时，所取亡命，愍不畏死，其时承平日久，官军多未经战阵，是以当之辄糜，遂肆然谓天下无人。今则历练既久，精锐过前百倍矣。我湖南兵尤称义勇，援江援鄂，隶曾部堂麾下水陆数百万，身经数百战，饷足固战，饷不足亦战，此乃国家恩德所为，非可强而至也。即如仆所部之平江营，五载以来，杀贼不下二万，足下所深知也。
足下先在广西精锐聚于一处，今散于数处，势分则力薄，日久则气衰，后来远不如初，又见死伤过多，曾天养、罗大光被戮，莫不灰心解体，各路官军又复蒸蒸日上，久战不疲，是今日之军情，又与前大不同也。以事若彼，以势若此，足下试平心察之，可有一语不确否？……
夫定大计在识时务，足下离家多年，一事无成，苟一失势，即匹夫耳。广东兵力正盛，广西得湖南援兵已克平、柳、思、浔各府，前有劲敌，后无归路，吾见足下之束手就缚，岂俟赘陈乎？
昔项羽以拔山盖世之雄，被汉军围逼，尚有乌江之刎，此无他，失势故也。仆为足下反复思维，进退殊无善策，唯有献城投顺一着，立地见效，不但保宗族兼可建奇功，足下能猛然省悟否耶？
闻足下颇有为善之资，而恰值千载一时之会，是以推诚相告，谚云“苦口是良药”。唯足下裁夺，即赐回音是幸。
次青李元度再拜
（《瀛寰琐记》一书记载李少珊为曾国藩招降洪秀全书与此类同，语句稍有改易，应该是讹抄，因为清军不可能对洪秀全“招降”。逆首来归，清朝难道封其“一字并肩王”不成？）
对李元度的劝降，石达开沉思久之，提笔写下数个“难”字，最终不置可否。
骑虎之势，终难下身。
可叹的是，昔日英明神武的石达开，负气出走后，手下虽有数十万大军，但节节遇败，连曾国藩都幸灾乐祸：“（石达开）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胁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子药须搬，行且自瘦于山谷之间。”
在湖南围攻宝庆府不克的情况下，石达开只得在1859年夏绕道进入广西。攻桂林，不克。否极也有小泰来。1859年底，石达开攻克庆远府，改名为“龙兴”，可见他想以此为根据地有一番大作为。在“龙兴”，这位困龙一待就是八个月，度过了自己三十岁的生日，并准备改弦更张，对昔日“太平天国”制度大大加以“修正”。
1860年3月，太平军进攻百色失利，被清军杀掉近十万人。
大败之下，石达开军中诸将自相残杀。同时，不少人见他有“另立山头”之意，纷纷要求离开。后旗宰辅余忠扶手下将士首先自行脱离，余忠扶本人出面劝阻，被士兵杀掉。接着，武卫军宰辅蔡次贤想统军出江，事泄被杀。
不少将领劝石达开进攻南宁，招集兵马后回天京。攻克南宁后，见石达开根本没有回天京之意，彭大顺、朱衣点等大将便拥十余万大军脱离石达开，杀转回天京。一路之上，这些人被杀的被杀，投降的投降，最终仍有数万人在江西与李秀成会合。
众叛亲离之下，石达开心灰意冷，表示自己要“隐居山林”。这句话，说说而已。自古造反之事都是华山一条路，成则王，败则寇，“退隐”是不可能的。
休整几个月后，石达开携残兵在1861年秋离开广西，复攻湖南。一路之上，丧失斗志的石达开再无心约束部伍，其手下四处劫掠杀人，居民被杀数十万人，这支太平军真正成为“人民公敌”。
1862年初，石达开率军进入湖南来凤。2月间，进入四川石柱。4月初到涪州时，石达开拥众二十余万，很有重起之势。6月，大军攻破长宁。
1863年春，石达开分兵三路进攻四川，一路由李复猷率三万人由贵州绕入四川，一路由赖裕新率一万多人向宁远府（今四川西昌）进发牵制清军，一路由他本人率领，从昭通府的米粮坝抢渡金沙江，直杀宁远府。
计划赶不上变化，赖裕新出师不利，3月间在越隽厅中州坝战死。李复猷遇阻，自贵州、云南向回折返。对于上述二将的所有一切，石达开均一无所知，仍旧率军自宁远府以西的径路北行，想抢渡大渡河后继续行进。
在贵州乌江渡口时，石达开其实已经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作诗道：
垂翅无依鸟倦飞，乌江渡口夕阳微。
穷途纵有英雄泪，空向西风几度挥。
大渡河畔悲歌
石达开的英雄末路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军来到紫打地（今四川安顺场）。如果当天渡河，太平军应该有很大机会可以逃出去。结果，石达开有一位妾当晚为他生下一子，高兴之余，他下令部队在河边休整，庆祝三天。
这真是错过机缘，第二天一大早，大渡河上游山洪暴发，河水暴涨，任谁也难以逾渡。此外，当地忠于清政府的土司王应元把席子裹成筒状，用墨水染黑，沿河边摆放数百个，其中只有几个真炮，轰轰放了几响，这使得石达开觉得王应元火力强大，更不敢冒险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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