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党最早进入清政府“视野”，当属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南御史陶澍上的《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子匪徒》奏折。他在奏折中说，有不少凶横不法的“红胡子”匪徒，系“白莲教”漏网分子，“人以其凶猛，故取剧中好勇斗狠、面挂红胡者名之……（这些人）成群结队，白昼横行，每一股谓之‘一捻子’”。
可见，当时俗称“红胡子”的捻党，乃是一种类似黑社会的组织，不仅有白莲教教徒，还有失业乡勇和地痞恶霸。
嘉庆年间，清朝社会衰兆已经明显，地方势力蠢蠢欲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民间组织门类繁多：顺刀会、虎尾鞭、八卦教、义和拳（这个组织早在嘉庆时就有，并非八国联军时的“新鲜事物”）。
当时，这些黑道组织“横行乡曲，欺压善良”（《清仁宗实录》），而且截抢私盐（典型的“黑吃黑”）。在湖北，捻子称为“白撞手”；在安徽、江苏、山东一带，由于他们挟厚刀插带腰间，又称“拽刀手”。
除了“结伙”被称为“捻子”以外，这些人常常“捻纸燃烧，毁室劫财”，或者聚众捻香闹龙戏，人员越来越多。
捻党大兴于淮北地区。历史上此地一直民风剽悍，尚勇争，好恃气，动辄亮出鸟枪大刀，械斗和仇杀成为常事，加上宗族势力强大，都为捻党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此外，由于“世路难行钱作马”，捻党在地方政府中耳目众多，稍有风吹草动就遁于无形，官府根本搜捕不到。长久敷衍，终成大患。
从早期械斗、仇杀、吃大户开始，逐渐发展下来，捻党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成员成分混杂，兵勇、小偷、船夫、灾民、衙役、失业农民、手艺人以及为恶一方的中小地主和落魄秀才，无不借捻党力量企图实现个人抱负。
但是，捻党与天地会、拜上帝教最大的不同是：它不以宗教面目召集成员，只以“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为口号，组织形式也谈不上严密，参加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当然，捻党的发展确实是个由量到质的演变过程。他们最早是数十上百人结帮持械“吃大户”——往往叫花子一样闯入大户人家，乞求酒食。酒足饭饱后，放响炮三声，啸呼而去。而后，开始在水陆隘口设路障收买路钱，如果见到是远方富商，往往行劫害命，称为“打闷棍”。他们还常常抢掠私盐贩子的货物，“黑吃黑”不亦乐乎。
日后，见私盐利大，捻党有不少人便由抢劫者变为走私者，他们的东西当然没人敢抢，捻党由此获利颇丰。走私以及武装打劫掠得财物后，一半归捻首，另一半大家平摊。待数日所抢东西挥霍一光后，大家重聚，捻首大叫一声：“装旗！”于是他们合伙再出去抢掠。
发展到最后，捻党就开始公开抗差抗粮，和清政府正面对抗。也正是从这以后，清朝政府开始正视这些人。
道光初期，安徽巡抚陶澍镇压捻党最得力。他在省内严密布控，禁止捻党公开活动，杀掉不少带头闹事的人。此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仍旧大力缉捕捻党和白莲教徒，一时间捻党大有销声匿迹之势。
道光九年（1829年）河南旱灾严重，灾民饥民遍地，各地的捻党随之大起，最后发展到在淮安、庐州等地，捻党发展到用大炮、抬枪进行大规模武装抢劫的地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威望日降，内部统治虚弱，各地捻党的抢劫、走私活动更加猖獗，并时有冲入官衙劫抢官银事件的发生。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山东捻党已经有不少上百人的大股武装，头目们自号“仁义王”“顺天王”“大将军”，哄哄乱起，大有明末各地义军纷起之风。
有组织有编号的队伍
由捻党到捻军
一人呐喊，天下大乱。每个王朝末期总是这样，社会矛盾发展到极致时，总要先出来一个挑头的，然后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出现。
洪秀全在广西起事，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党乘机大起。咸丰二年（1852年），皖北饥荒严重，张乐行趁机拉起了万把人的队伍。
张乐行是安徽雉河集（地处蒙城、亳州交界处）人，他本人不是穷人，乃一方地主出身，为人慷慨侠义，多招亡命不法之徒。
刚起事时，张乐行不是反官府，而是同河南永城一带的地主团练武装“老牛会”（因白布裹头又称“孝帽子会”）有仇而相互厮杀。
双方仇杀其实是张乐行一方引起。他的族人贩卖私盐时，在回程途中顺手偷了数百只永城当地人的羊。这帮人再次偷羊时，被当地人抓个正着，立时把十八个人送进县城监狱。张乐行马上集结大批人马入永城劫狱。这影响很大，各地捻党见张乐行如此仗义有胆，纷纷前来依附。
与此同时，河南、山东、江西、安徽的捻党大头目纷纷扩大队伍，划分地盘，开始向清朝的地方县一级政府展开进攻，强迫地方大户缴纳“保护费”。
太平军进入江南后，长江以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捻党闻风而动。
咸丰三年（1853年）初，安徽捻党杀入安徽合肥县衙门，劫走党羽一百多人，日后，这些人皆成为捻军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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