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如其来的内部崩坍和外力作用结束了它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女真部落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把大明王朝在极短时间内推入了历史的深渊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最终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用刀剑刻画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返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更未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清朝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人群的失败经验，在使用短暂而骇人的血海恫吓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对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
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这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是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中和“异质文化”的浸染下得以凤凰涅槃，而是陷于一种新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的精神圈囿的窒息氛围。清朝这种“柔性”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黏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也，于汉民族而言，这种摧灭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超过十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高压之下，我们的民族性格变得消沉、靡顿和烦琐，昔日天真率直、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这种消极影响，持续至今也未全然散尽。
明王朝的丧钟响起之后，中国步入一种浑噩而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又一个近三百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以及西方“文明”的野蛮侵略。中央帝国的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小辫的“土著”。可悲的是，当清朝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快一个世纪后，我们不少人心中的“辫子”，仍然顽固地悬浮在脑后。
大明王朝的赫赫人物，当然不是滚滚历史车轮中机械僵硬的“部件”，更不是教科书中枯燥呆板的平面人物。拭去民间艺人和戏剧演义的垢腻油彩、挥退尘封久远的历史沉积，我们会恍然发现那些已经格式化的并渐渐消隐于历史隧道中的面孔，是那么新奇和陌生：
朱元璋看似暴戾无情，他在立国“道德”层面上却无可指摘，得国最正；朱棣看似治国有道的雄才大略，却真正种下日后女真崛起于东北的深祸至忧；宦官王振看似误国误民导致英宗皇帝被俘的“土木之变”，一切的一切竟然出于乡儒衣锦还乡的虚荣心；明武宗看似嬉乐荒唐、不可饶恕的游戏生涯，其实有过赈灾免赋的为善之举；大学士严嵩看似罪恶满盈的一生，其实都是他桑榆之年的失误，青年时代的严嵩原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士子；嘉靖年间看似喧扰一时的沿海“倭患”，真正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海盗；明神宗看似贪敛暴虐的统治年代，竟然也有“三大征”的进取（当然还包括由此导致的巨额开销）；努尔哈赤、皇太极统据中原的“雄才大略”，仔细推究却大都源于投附汉人的怂恿；李自成、张献忠看似进步的“革命”意绪，其实不过是出于驿卒和弃伍士卒的怨毒；吴三桂、李成栋看似皆“冲冠一怒为红颜”，原来各有各的难言隐衷……
汤传楹在其《闲杂笔话》中这样写道：“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哀逝过旧游处，悯乱说太平事，垂老忆新婚时，花发向陌头长别，觉来觅梦中奇遇……然以情之最痛者言之，不若遗老吊故国山河，商妇话当年车马，尤为悲悯可怜。”伤痛悼惜之中，回首明朝，风流如梦，绮华成空。苦涩之余，仅以陈子龙一诗述怀：
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香水小桥东。
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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