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可爱”暴君的雍正
一向以残忍、沉猜、阴险、心机深刻著名的雍正帝，一生中所做最“可笑”的一件事，乃是由“曾静案”而起。由于这个案子，他主编了一套《大义觉迷录》。这套书，在清廷力推下，一时间传遍宇内。
雍正帝本来想借助这套书来宣讲清朝正统性，逐一驳斥坊间对自己不利的传闻，但结果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首先，我们讲讲引发雍正帝当“总编”欲望的“曾静案”。
曾静乃湖南永兴人，康熙十八年（1679年）生人。由于青年时代屡试不第，曾静就闭门读书，以授徒讲课为生，著有《知几录》《知新录》二书，其中蕴涵浓厚的民族意识。
雍正五年（1727年），曾静派弟子张熙到浙江购买了一大批书籍，其中有明末清初文人吕留良的一本诗稿。此前，曾静曾接触过吕留良弟子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在二人家中还看到了吕留良的其他著述。由于这位乡村秀才长期仕途蹭蹬，本来就有些“反社会”的倾向，看到吕留良遗著中关于“夷夏之防”的言论，想到自己长久以来不受清朝待见，未得考中及第，曾静就对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大感赞赏。
毕竟不是见多识广的大文人、真文人，雍正六年（1728年）秋，曾静做出一件大荒唐事，他派弟子张熙到西北，投书给清朝的川陕总督岳钟琪，称岳钟琪是宋朝忠臣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这还不算，曾静还在信中列举当今皇帝雍正犯有弑父篡立、杀兄屠弟、好色淫乱等罪行……
岳钟琪乃四川成都人，多年来因战功累官至川陕总督，任“宁远大将军”。继年羹尧之后，以一个汉人身份得享如此权力，岳钟琪感激雍正帝还来不及，哪里会造反呢？
曾静判断简单，认为岳钟琪就是岳飞后代，姓岳的肯定和女真后裔有血海深仇。同时，他听说年羹尧被杀后，雍正三次征召岳钟琪，岳钟琪都未进京，就断定这位岳大将军肯定对清廷不满，于是投书劝其反叛。
岳钟琪接到来信，骇异非常。他即刻逮捕张熙，大刑伺候，穷治其幕后主使之人。
张熙受过曾静洗脑，还挺坚强，打死也只字不吐。
这下可把岳钟琪急坏了。他深恐雍正帝怀疑自己，必须要查出实情。岳钟琪于是改变策略，开始以诱骗手段对待张熙。一天，他屏去旁人，深夜探访张熙，说自己从前派人对他施以大刑，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让朝廷怀疑，并拍着胸口说自己早就想起兵反清。
看到岳钟琪和自己设酒盟誓，张熙就一五一十都说了，道出是自己老师曾静派自己来见岳钟琪。
岳钟琪大舒一口气，赶紧密奏雍正帝。清廷派人火速到达湖南，把正眼巴巴盼望岳钟琪起兵的曾静捉拿归案。
曾静作为一个文人，乡村学究，重刑之下，马上都招了，供出了严鸿逵、沈在宽等人，说自己所看的吕留良著作，都是在他们家里发现的。
雍正帝命令浙江总督李卫即刻捉拿吕留良家属（吕留良当时已死），同时逮捕严鸿逵、沈在宽等一干人等，收缴所有可以找到的吕留良文集。而后，雍正帝又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副都统海蓝以及湖南巡抚王国栋三员大吏，一同对曾静加以会审。
从前连县令都没机会见到，如今看到清廷三位省部级官员都来“看望”自己，曾静确实害怕极了，以至于在大堂之上还没动板子就号啕大哭。以往看吕留良著作之时所产生的冲天豪气，如今都变成了流不尽的眼泪和说不完的痛悔前非。
后悔也没用，三个官员下令，大刑继续伺候。在严刑逼供下，曾静又供出一大批人。有关无关，凡是和曾静有过交往的，都倒了大霉。
遵照雍正帝严旨，清朝官吏在数省范围内广泛追查，最终“曾静案”牵连人数达几十人，惊动了清政府几个部和几个省。由于株连甚广，当时交通、讯息又不是特别方便，清朝各地政府一直追查缉拿，所以直到雍正十年，曾静案才最终告结。
审讯期间，雍正帝曾令朝廷京官和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以及各地学官依次表态，让他们议论曾静此人的应得之罪。
不出所料，各级官员一致表态，认定曾静罪大恶极，对这样的人，不仅要凌迟处决，还要诛杀三族。
雍正帝也亲自审问曾静，还让他自己议罪。
跪伏在雍正帝御座前，曾静一把鼻涕一把泪，严谴自己辜负天恩，说自己受了吕留良的著作蛊惑，萌发反清意念，确实大逆不道；谴责完自己，他又开始歌颂雍正帝和清朝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还形诸文字，在供词中不停奉承雍正帝……
细细阅读了曾静所写的《归仁录》，看到这位反贼不仅表示悔过，还大力颂扬自己，雍正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下令收录两年来自己关于曾静案的十道上谕、曾静四十七篇口供和《归仁录》，以及张熙的两篇口供，最终合成四卷，起名《大义觉迷录》，公开印行颁发。
在这套书中，雍正帝本人对“华夷之辨”进行了重新解释，还对曾静等人谋逆时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进行了一一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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