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惊心皆避讳
王锡侯“《字贯》案”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巡抚海成接到新昌县（今宜丰县）一个名叫王泷南的人举报，说当地有个举人王锡侯，有四十里花园、十里鱼塘，全都是凭刻书、印书挣钱购置的，其刻印之书，内容多有大逆不道之处。随举报信，还呈有王锡侯所编的《字贯》一书。
但凡涉及文字狱这种政治案件，封疆大吏都不敢怠慢。海成仔细审验后，发现这部《字贯》确实有些问题，其“凡例”中写入了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的名讳（玄烨、胤禛、弘历），没有实行缺笔避讳，有“不敬”之嫌。为此，海成斟酌后上奏，说地方已经基本审结此案，向乾隆帝建议，革去王锡侯“举人”头衔。
孰料，海成把王锡侯“《字贯》案”上报之后，乾隆帝览奏观书，勃然大怒，认定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命令大臣严办此案。皇帝加以督办，这个案子一下子就大了。
王锡侯，乃江西一老儒。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与兄长王景云共同起蒙。真所谓“人生忧患读书始”，为追求功名，在少年时代，王锡侯把自己锁在村中王氏祠堂的小房里，头悬梁，锥刺股，夜以继日地苦读，钻研精神十足，埋头八股。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地槛下的小洞送进去。死挣死学十多年，直到二十四岁才补博士弟子，三十八岁才中举。而后，王锡侯九试春闱，不断向更高的功名发起冲击，但皆铩羽而归。进士的大门，始终对他关得严丝合缝。最终，生活的艰难和运气的不济，迫使王锡侯彻底放弃了仕进之念。
对于王锡侯这样一位饱学宿儒，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说他是“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其实也言之过矣！
作为通晓训诂、音韵、义理、八股的自负读书人，这样的学者，陈寅恪时代或许有几个，今天可能一个都没有！但在当时的清朝，读书人被迫钻入故纸堆，如王锡侯之类的学者车载斗量，竞争确实太激烈了。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既然富贵不可强求，王锡侯就想青史留名了——修书著述，乃读书人名垂青史最迅捷的路径。
王锡侯曾经自述：“家本贫，然最耻向人言贫。心本粗，性亦带侠，见有强凌弱，众暴寡，蔑理法……”可见他还是个骨鲠之人。但清朝文网周密，他倒不是完全不知避讳，比如他本名就叫“王侯”，怕自己名字在科举之时犯忌讳，很早就改名为“王锡侯”。
于是用了长达十七年的时间，皓首穷经，王锡侯不辞辛苦，编写了《字贯》一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友人赞助下，王锡侯于吉安隆庆寺开始雕刻《字贯》。七月中旬，他又在南昌分局刻印，第二年全部刻成，花费了一千多两银子。
这部《字贯》，实际上只是一本非常实用的速查字典。可见这位王锡侯不仅不是一位腐儒，其实还是一位很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康熙字典》检阅起来极为不便，所以就编了这本简缩版的字典，将其内容分为“天、地、人、物”四类，便于学者作诗、用字的时候查找，也能因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至于王锡侯编纂《字贯》的初衷，其自序中说得非常明白：
钦惟圣祖仁皇帝（康熙帝），性由天亶，学绍缉熙，命臣工纂定《字典》一书，搜千年之秘奥，垂三重之典章，煌煌乎如日月之经天，有目者共睹而快之矣。
然而穿贯之难也，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未识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数增四万六千有奇，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
窃尝思《尔雅》以义相比，便于学者会通，然为字太少，不足括后世之繁变，亦且义有今古不相宜者，兹谨遵《字典》之音训，扩充《尔雅》之义例，于是部署大者有四：天文也、地理也、人事也、物类也。于四者之中，析为四十部；于每部之中，又各分条件；于条件之内，又详加鳞次；其切用者居于前，其备用者尾于后。恭奉《渊鉴类函》《佩文韵府》，下至《本草纲目》《群经集纂》及诸经史有可证者，援引以助高深，其有重复可省者，稍节以便记阅。
字犹散钱，义以贯之，贯非有加于钱，钱实不妨用贯，因名之曰《字贯》。
在字里行间，王锡侯不仅没有对康熙帝大不敬，还竭力谄谀康熙帝，说康熙帝“性由天亶，学绍缉熙”。可见，王锡侯骨子里面没有任何反大清的意思。
那么，那个叫王泷南的人为什么要出首告发王锡侯呢？
原来，王泷南和王锡侯为同族亲戚。王锡侯家中曾有一座祖坟山，被族人王泷南看中并欲抢占，就喊来家中妇女，将女人月经纸等污秽物弃于祖坟之山，以此破坏风水并表示侮辱。王锡侯自然很生气，把官司打到县衙。孰料，王泷南早就率人提前上山，埋下芝麻种子后，用盐水使之快速发芽，并且在官府讼对之时声称那座山是他自家芝麻地。
当县衙来人调查，发现这座王锡侯所称的“祖坟山”，确实是块芝麻地，就把这座山判给了王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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