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疆植柳漠风绿
左宗棠、刘锦棠对新疆的收复和经营
清廷内部的“塞防”与“海防”之争由来已久，最早，还应该归咎于李鸿章对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让步。日本海军的实力当时本来很单薄，李鸿章妥协退让，使得清廷大吃其亏。此事过后，清廷和李鸿章等人并没有认真汲取判断不明的教训，却把失败原因单纯地归于“海疆备虚”，于是，决策机构总理衙门倾力从事“造船”等事务。
由于筹办海防需要巨额经费，而清廷对西北用兵更是开支浩繁，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为此，清廷内部才掀起了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孰轻孰重的朝臣大论争。
“塞防”与“海防”之争，发端于1874年底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中。在这个奏疏中，他认为历代备边，确实多在西北。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世情大变，战争多发生在中国沿海地区。中国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只要一国生事，各国马上构煽，防不胜防。所以，练兵制器，购买铁甲舰，乃当务之急。为此，李鸿章公然宣称，朝廷应该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由于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印度，即使勉图恢复失土，将来断断不能久守。所以，李鸿章得出结论，收复新疆“旷地”费时耗钱，还是舍弃新疆为上，先确保海防不失。
李鸿章身份特殊，时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地位极其显赫。所以，山西巡抚鲍源深、前江苏巡抚丁日昌等人，都上奏折支持他的主张；刑部尚书崇实也表示，先前曾国藩就有暂弃关外之谋，如今大学士李鸿章和曾国藩一脉相承，确属老成谋国之见；就连光绪帝生父奕譞也认为，李鸿章请罢西征，乃大清最上之策。一时间，放弃新疆并“停兵撤饷”之声甚嚣尘上。
关键时刻，左宗棠力挽狂澜，他和军机大臣文祥、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人联合，力陈保疆抗俄的重要性，认定只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敢构衅于东南。针对李鸿章等人的论点，左宗棠据理力争，做出如下英明神武的论断：
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思及新疆作为边疆屏障的重要性，清廷最终还是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主张，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颁布谕旨，任命他“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并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同时，清廷调景廉、袁保恒回京。由此，左宗棠掌握了收复新疆的最高指挥权。
为了收复新疆，左宗棠殚精竭虑，用了近一年时间进行战前准备。
战前，左宗棠所定的西征政治方针为“剿抚兼施”——“剿”，自然针对阿古柏以及他背后的英、俄等外来势力，以及自陕西逃去新疆的白彦虎暴乱集团；“抚”的对象，指人口占新疆绝大多数的原住居民。
左宗棠对新疆的用兵，一直采取“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所谓“缓进急战”，就是要着眼于解决长距离作战的后勤保障问题；所谓“迟”，就是后勤完备；所谓“速”，就是进击的时候要速战速决。
针对当时新疆地区广袤的境土，左宗棠采取“先北后南”的战略部署，准备率领大军首先攻占北疆，率先收复乌鲁木齐这一全疆要津。而后，再进军南疆，向西收复伊犁。
当时，清廷在新疆作战方向上，内部意见一直不一致，议论纷纷。左宗棠受命后，最终决定按“先北后南”进行作战——南路是阿古柏的老巢和主力屯驻所在地，经过了叛匪较长时期的经营；北路由白彦虎、马人得等踞守，这伙匪徒的能战之兵不过六七千人，一直与阿古柏相猜贰，不耐大战，仅长于绕袭、奔窜。因此，先攻北路，一来可以避实就虚，突破敌人薄弱防线，二来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当北路进兵时，如果阿古柏督师北援，清军就可以经过几战重创离巢之敌。此外，由于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等军事据点还在清军控制中，就可以保障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尤其是天山东部的哈密，系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所以，左宗棠本人即在当地指挥全局。由此，东北与乌里雅苏台相呼应，西可直趋吐鲁番、乌鲁木齐。只要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一可扼其总要，二可驻守有地，然后再加兵南路，自然胜算在握。当然，先攻北路，占领乌鲁木齐，还可以制止伊犁俄军东窥，对这一点，左宗棠尤为关切。
用兵征战，关键在于选将，左宗棠作为湖南人，自然挑选多年来随他战斗的“楚勇”和老湘军中的刘锦棠、张曜、金云昌、徐占彪、易开俊、董福祥等能战之将。而后，他淘汰冗杂，采用精兵战略，严明纪律。战前训练时，左宗棠派人从德国采购新式后膛大炮、开花小炮、快响枪、来福枪等装备，为他所率的平叛清军配备了当时的新式武器。打仗，最重要的还有粮饷。为此，左宗棠悉心安排，从各省借调粮饷。在哈密修水渠屯田的同时，针对进疆路途遥远的情况，左宗棠在沿途广设粮运台站。由此，官民结合，节节转运，保证了战时粮草的充足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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