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四亿国人要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近十亿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亿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本来是四亿五千万两，因为清政府当时无法偿付，要分39年还清，申算为债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从1901年起，中国每年要摊付给列强二千八百余万两）。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及各地。恰似江西道监察御史叶芾棠的奏折所讲：“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勤，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
在如此社会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不可止息。年轻的王公载泽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
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其实并非那个时代当然无二的必然选择。在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这种政体的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出部分公民权力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暴力梦魇，挽狂澜于既倒。如果能够抓住机会，清廷或许像日本那样，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保持住更广泛的历史连续性。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那几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做。而且，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巨大挫败，没能激使本身变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治化的政府，没能使老大帝国一蹴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结果，满族高层在他们自身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让步”的时候，国内人民心中却充满了轻蔑。
清政府十四项“君上大权”第一条内容：“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国内外的目光静默地审视这样的字样和王公贵族们忙活终日的“结果”，换来的，仅仅是革命党人和普通民众这样的评价：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骗！
坐待，等来的只有革命。没等政治裱糊匠们和油漆工们在大清国旧机器上涂抹粉饰好新的油彩，就在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二百六十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革命看似成功，但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新政权不可能扫清一切，不可能改变一切。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其实是某种“修改”而已——“皇帝”，不过是变成了“总统”。最终，民国自身无可奈何地又被纳入旧的统治形式中去。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远远逊于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的改革。
短跑的革命，换来的是马拉松式的内战和长期的混乱。
所有的权力运作者，包括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而那些错误，会激起巨大的涟漪，且导致新的后果，并在历史夹缝中繁衍出新的、荒诞的、让人惊诧的枝杈。
让人无限叹惋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机会，急进的革命者也无视这种历史机会。政治革命很容易去“开创”，但难以对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正因如此，翘首企盼却得来的苦涩，在辛亥革命枪响后，长久萦绕于我们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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