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在，哪里还有白蚂蚁插嘴下脚的地方？他哪里能捡到这个巧宗？正因为他们不在，白蚂蚁就钻了这个空子和脱颖而出，让他思想的流水终于找到了一个渠道，让他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得到了爆发，让他对世界也谈了一些新鲜的看法。一开始我们没有在意，事后想起来让我们吃惊。
这简直是一次政治事故，这简直是我们故乡历史上的一桩耻辱。曹大叔等人赶集回来，听说这件事，曹当时就对身边的袁哨说：
“看看，看看，我说不能掉以轻心，你还不信，现在信了吧？怎么我去赶集，你们也都去赶集了呢？就不能把时间岔开吗？别小看粪堆这个阵地，稍微有些粗心大意，我们不去占领，就有人钻这个空子。
虽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他的这点子毒水可都让他流出来了。看他流得多么畅快和舒服，你我竟都是吃干饭的。
毒水流出并不可怕，但这点子流毒竟也在群众中造成了影响，这就不是一般的你管还是不管的问题了。何况他说的是对故乡的评价。
这是什么言论？如果是胡说八道还好，可他也说得有板有眼哩。这就更加不能小觑了。
我知道，我们在三国时候，都是做过大领导的，丞相的丞相，主公的主公，我们都是抓大不抓小的人；这是好事，作为一个领导，不能事无巨细，我们的共同朋友，孔明兄弟，后来是怎么死的？就是吃这个不会当领导的亏。但我们也不能不分地域和环境地把过去的经验乱用。
毕竟时代不同了嘛。就是一块糕，吃来吃去，恐怕也该馊了吧？但我们就是这样保守和因循守旧。
我承认，我也有放松自己的地方呢。我们现在不已经不是丞相和主公了吗？我们就是在村长猪蛋领导下的一个普通的村民。
如果我们还拿着历史上的经验乱用，还拿出当年领导人的款子，还是那么抓大不抓小，问题肯定就出来了。过去我们不抓小事有人替我们抓，丞相要出门了，我们还在屋里喝茶聊天，和姐姐们调笑，外边已有多少人在为我们忙活。
调车的、调专机的、捧痰盂的、装马桶的；说十点五分走，十点四分车到了屋门口；跨上车，一溜车队，就到了车站月台上或飞机的舷梯旁；人一上车，专车立刻就开了；人一上机，飞机马上就滑向了跑道，呼啸一声，就到了蓝天和白云之间；这时空姐给你递上一块热毛巾，擦把脸，喝口麦爹利，看着机窗外，旁边有沈姓小寡妇捶腿，这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
到一个地方视察，也是前呼后拥，吃饭，睡觉，撒尿，拉屎，都不用操心，自有小的们替你安排；到古迹去参观，到草地上去散步，前呼后拥的人虽然多，但你走在中间，你一走步，别人纷纷往两边撤，使你行前走后，都有一个从容和不感到紧迫的空间；但他们也懂事到不离你太远，不使你感到孤独和脱离群众。但这已是英雄当年，早已不堪回首了。
想起这些事，只会使我们黯然神伤。现在已经是刘老孬和小麻子的天下了。
我们只是人家天下的一只随时可以捏死的蠓虫。这时我们还要摆过去的架子吗？我们还不该放下我们的穷大架吗？我们还以为我们身边有许多秘书、随从和姐姐吗？我们现在上牛市屯赶集，不都是夹杂在一群土头土脑百姓中的一员吗？千人一面，大家都是一个表情，你说哪里还可以看出我们的当年？早已被同化喽。
一出村，我们还不是像所有的人一样，赶紧把鞋脱下搭在肩上，用肉脚在土路上走，借以省一些鞋底；等望见集市再把鞋穿上。想想我都伤心哪。
但我们却在我们的身份上出了问题。
我们没有认清我们的现实。
就剩下一个村庄了，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地盘给弄丢了，我们到将来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我们大意了。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身边这些土头土脑百姓的危险。
他们也有篡权之心呢。
你看看这个白蚂蚁，我们过去就当他是一个脑子像糨糊的没嘴葫芦，他的存在对于我们可有可无，见面都懒得答理他；现在明白，竟是我们大意了。他还是颇有些思想哩。
如果是一个傻帽儿，哪里来的对故乡的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没这些想法，我们倒不觉得可怕；他有这些想法，我们倒真寝食难安呢。他成了我们一个对手和敌人了。
主公，当年你也是个有主见的，你说，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袁哨搔了搔脑袋，“嘿嘿”笑了两声，先说：
“娘的，倒真成了一个事了哩。”
又说：
“事情有这么严重吗？据平时观察，白蚂蚁不像一个能成大器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就像一个积累了多年的思想家到了井喷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料到，突然就产生出这么多稀奇古怪对世界发生冲击力的思想呢？这些思想产生以后，别人都欢呼了，拿过去运用了，按照这思想去改造世界了，他一个人倒是对着自己的思想和思想的容器发生了怀疑：这是我的思想吗？我产生过这些想法吗？倒是梦和非梦，自己和蝴蝶，在那里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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