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重访江村
重访江村
我前天才离开开弦弓，在村里住了有20天。
开弦弓是一个农村的名称。这个村子是在苏州南边，吴江县境内，靠太湖不远，可说是在水乡深处，从附近的震泽镇摇船进去，还要两个小时。
21年前我曾经去过这里一次，是1936年的夏天。那时我刚从广西回乡，在瑶山里跌伤了，到家养病。我有个姊姊在开弦弓帮助农民办了一个合作丝厂。她约我到村里去住一个时候。我在村子里顺便访问了老乡们的生活。后来写成了一本《中国农民的生活》，也称《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子沦陷后，音信断绝。解放后，我虽则常常想去望望这里的乡亲们，但事与愿违，一直没有去成。今年春天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我才下了个决心，到这个比较熟悉的农村去受受教育，这样住下了20天。
《新观察》的编者一定要我报道一些关于这个农村的情况，我不好意思推托。但是提起笔来，却好久写不下去；真是千头万绪，从何说起才好。摆摆21年来变化的情况吧，几天也摆不完。这21年是个多么不平凡的时代，变动太大了。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历史。讲起沦陷时的痛苦使我眼酸声哑。不说别的，我那本书里所附第一张照片上的那个女孩子，阿娜，就是一个被恶霸迫害自杀的实例。讲起了解放前后的斗争，令人可歌可泣；协助我们调查的农业社监察主任周富林同志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从一个贫雇农怎样母死父病说起，讲到解放后怎样参加农民代表大会，躲开地主的毒手，一直到翻身，搞合作社。他足足为我们讲了一天一晚。再说合作化运动的经过吧，从春助夏散的互助组起，讲到去年高级社成立时，满村爆竹的景象，都是一段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应当把这些写下来，讲给大家听。但是我这支笔不听使唤，白费了许多稿纸，还是传达不好。从小没有学文艺，辜负了这样可贵的题材。
那么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如果一定要我写，我只能向读者汇报一些我在这20天里看到的一些农村里的问题。
一
不用说，这个村子和千万个其他的农村一样，这21年里发生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严重和巨大的变化，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谁看不到这个变化，或是低估了这个变化的意义，那他一定是个瞎子。这个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受过这几年来现实教育的人，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
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了，而是怎样更顺利地在这条大家已经选择定了的道路上前进。问题这样提出来，就要求我们去观察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和怎样消除这些障碍。只看见障碍而不看见道路是不对的，但是只看见道路而不注意障碍也是不好的。我下面将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一些问题，所以得先交代这一笔。
二
我的姊姊，她是江苏省人民代表，陪同我一起下乡，村子里30岁以上的人可以说全都认识她。
我们的船刚进村栅，两岸已经传开了我们到达的消息。许多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叫着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拢来，握着她的手说：“我们老是想念你，你怎么老是不来呀。你瞧，我已经老成这样了，你还是那样。”“不，你们也还是那样！”真像姊妹们久别重逢。有些老年人也还记得我，笑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会认识了，你发福了。”乡亲们这样亲切，使我们感动得眼睛发酸。
拉着手不肯放。说什么好呢？问大家生活吧：“日子过得可好？”许多老婆婆抢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说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刚见面就讲这个，改天再谈吧。”接着问我们：“你们老先生可好？—”
许多孩子向着我们挤，我突然觉得奇怪，在这时候，这些孩子怎么会都在河边看热闹？今天怎么不上学？他们都冲着我笑，有的拉了个鬼脸说：“我们不上学，割羊草。”旁边一个老年人补充了一句：“哪里有钱念书，吃饭要紧。”
虽则就是这几句话，我们被粮食两字吸住了。坐定，老乡们散后，我悄悄地问农业社干部：“是不是粮食有问题？”他点点头：六百多户的村子里有不少人家感到了粮食有点紧张。他接着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我们走马看花，沉不下气，一定会想这地方合作化出了问题了。幸亏我们住得长一些，算算账，才体会到天下事原不是那么简单的。要说清楚这里的情况，还得花一些笔墨。让我从头谈起吧。
三
农业社办得有没有成绩呢？
成绩是不但应当肯定，而且可以说很大。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1936年每亩平均是350斤，合作化后， 1956年达到了559斤，增产200多斤。
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我们替这个社的第二大队算了一笔账，1936年折米二十五万九千多斤，而1956年达到了四十一万八千多斤，增产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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