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肯尼雅塔
提起肯尼雅塔，我的记忆回到了46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二楼马林诺斯基教授的办公室里。开学后每逢星期五下午，马林诺斯基教授就在他这间办公室里召开著名的“今日人类学”的讨论班。参加这个讨论班的除了跟他学习的学生外，还有从世界各地到伦敦来访问的人类学者。在这班上讨论着当时这门学科正在开展研究中的各种问题，一时成为指导社会人类学向前发展的学术中心。
我是1936年秋天进入这个学院念书的。开学后一个多月，马林诺斯基教授才从美国讲学回来继续召开这个讨论班。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这间已经坐满了人的办公室，中间的沙发里坐着那位戴着相当深的近视眼镜、面貌清癯的世界闻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身后的书架上、书桌上，甚至桌下地板上堆满了一叠叠书本杂志。我悄悄地在墙角边找到了一个座位。那位教授的眼光突然扫到我的身上，朝着我点了一下头，大声地向在座的同学介绍说：“这是从中国来的年轻人。”话犹未息，我身旁有一只巨大、有力、黑皮肤的手紧紧地把我握住，一股热情直传到我的心头。抬眼一看：是个古铜色的脸，下巴长着一撮胡子，目光炯炯，满面笑容，端庄纯朴，浑重真挚。耳边听到轻轻的声音说：“我叫肯尼雅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非洲的黑人兄弟握手。
偶然的接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把我们这两个分别来自万里相隔的亚非两洲的人在感情上结合到了一起。从此，我们在课间休息时就常常同到学校附近霍尔本地下茶室去饮茶聊天。当时学校里的风气，这种茶时的叙谈，上下古今无所限制，但谁也不涉及个人的身世。我从他的名字上知道，他是来自东非的肯尼亚。肯尼亚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从他在班上的发言中知道他的故乡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挣扎。我从他在茶室里的谈吐中明白了他是个无所畏惧，一心要为非洲同胞的平等自由而献身的人。他体格魁梧壮健，望去像是一尊雕像，似乎随时准备着挑起千斤重担。他那低沉的喉音传达着他深厚抑郁的思虑，明快锐利的对答表现出他英勇果断、敏捷坚决的性格。再加上他幽默机警、豁达老练的语调，使人一看就会知道他不是个初出茅庐的书生。
我从马林诺斯基教授对他那种亲切和悦中带着器重钦佩的态度里，体会到他们师生之间存在一种内心的契洽。这位老师无疑是赏识着这个学生特具的品质和他将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正是这位老师所瞩望的将在20世纪后期上演的那出戏剧中不能少的人物。这位老师用他善长的诙谐口吻来揶揄这位学生时，我总觉得他并不自觉地暗示着门下得人的骄傲。如果这位老师本人没有亲自受过民族被分裂，亲友受欺压的痛苦，我想他是不可能流露出对这位学生的那种深情厚谊的，而这些溢于言表的情谊也就不会那么强烈地引起我这个来自正在蒙受侵辱的东方大国的青年的领会。
在年龄上，我和肯尼雅塔相差至少有10岁。我没有和他比过长幼，这是不用比的，只要一接触就分明了。他不仅在我眼里是个兄长，同班同学在他面前似乎全都显得幼稚了。后来从他的传记里，我才知道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一个在东非殖民地草原上放羊的孩子，有谁会替他记下生日呢？在肯尼雅塔的眼中，我准是个还不很懂事的年轻人。他同我亲近与其说出于对他私人的吸引力，倒不如说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不是这样，他怎样会一听到老师给我的介绍就伸出他的友谊之手呢？他对我一直像个兄长一样，关怀体贴，但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在学校之外搞些什么事。我当时只把他看成是个有正义感的非洲学者。
在1938年返国之前，我读到了他在伦敦出版的《面对肯尼亚山》。我很爱读这本书。说实话，这书的内容我现在已回想不起来，但是清楚难忘的是在这本书里跳跃着那颗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心。我为他那股斥责殖民者伪善的劲而叫好。我当时所没有觉察到的却是，他不仅是个文笔生动的作家，而且还是个久经锻炼的实干家。就在他和我们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他更大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是花在为非洲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中。这是我在他死后，读到了别人给他写的传记时才明白的。
当然，如果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书生一眼就能识破他当时正在帝国的心脏干着为它掘墓的工作，后人也决不可能写出他后来这段历史了。实际上，当我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活动家了。他已经两次访问过苏联，在德国汉堡参加过国际黑人工人会议，并且在柏林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地下工作，终于逃出纳粹的虎口，到伦敦来“上学”。这段历史居然会瞒过伦敦监视着他的帝国特务，甚至在他被搜查时，始终没有被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们抓住任何把柄和口实，能在伦敦居住了17年，成为非洲人民要求独立解放的喉舌。当时如果有人把他这段经历告诉我，我想我也不会相信的，而这却是真正的历史记录。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