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伤其类
——哀公逵
“云逵死了！”这几个字到了我手上。
他不是愿意死的人，更不是愿意这时死的人。他不怕活，生活对他虽则这样苛刻，这几年来狼狈得够他受，可是他从没有和我一般埋怨过“多此一举”的生命，死却偏找着他。多少人应该死的不死，多少人愿意死的不死，老天不公平到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满怀不平想申诉，可是举目没有半个了解我的气愤的人，郁积得受不住，只能悄悄地围上项巾 ，离开这木庚院。早春稀有的冷风，吹在却尔思河面，解冻未久的微波在发抖。
好像是民国二十九年，似乎也是这个天气（我的记忆这样模糊），在呈贡三台山上，听吴文藻先生说起，城外有个魁阁，魁阁里有位陶先生。当时我们在山顶远远望去，在一丛松林里，隐约有个古庙。湖光山影，衬出夕阳缭乱里的归帆。找到这地方去住的，定是个不凡的人物。云逵本是个诗人，血里流着他阳湖望族爱美的性格，尽管他怎样对他天性遏制，怎样埋头在数字或逻辑里，但人静酒后，娓娓话旧时，他那种不泥于实际，富于想象，沉湎洒脱的风致，就很自然地流露得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那天不知为了什么，没有去找他，新婚的人也不会欢迎这近晚时的生客。
有一天，我从呈贡赶晚车回昆明，好像是有一点微雨，人都挤在停在站上的车厢里等待那永远不守时刻的阿迷车。在我身旁坐着一个穿着咔叽布 短裤，褪了色的呢帽，衔着烟斗，眉目鼻子挤在一架近视眼镜周围的中年人，他忙着招呼一群女孩子，说话时有一点口吃，但是北方音咬得很准。不久，在那群说广东话的女孩子里有一个叫着他的名字：“云逵。”我有一点不相信，这就是住在古庙里度蜜月的不凡的人么？我有一些迟疑地伸出了手：“这就是陶先生么？”他那多肉的手掌，又使我感觉着一点异样。
其实，这并非我们初次见面。他提起了，我才记得，远在10年前，我在清华，认骷髅、量骨头、杀兔子的时候，他曾到我的实验室里来参观过。这时他刚从德国回来。在中国研究体质人类学的，他是很少人中的一个先进。我在这试验室里，因为无聊所以在东安市场弄了个香炉来，逢着心里闷的时候，就烧香。白骨满桌，香烟缭乱，另有一番滋味，尤其是在半夜月明的时节。他进门来，我是个小学生，老师带着此贵客，见面之下，有一点窘。谁知道他并没有考问我散乱的统计图表，只用着我听不懂的德文和老师讨论着他们的问题。临走时，抚摸了一回这个毫不古雅的香炉，向我笑了一笑。这一笑我还记得。
在车上，我们两人就攀谈起来，话从海外说到天边，一直到车到了昆明，才重又听到耳边还有广东的莺声。分手后，健忘和疏懒的我也就记不起去魁阁找他的约言了。后来听说他太太回广州湾去了，他是否在古庙里，我也没有打听。
隔了又不知多少日子，我知道他加入了云大社会学系。因为在一起做事，所以后来差不多天天见面，他那时已搬来学校里住，靠医学院的一间矮房里。太太是走了，他的房间乱得和我在大学里念书时的宿舍相似。我一进他的门，他一定要忙着找茶具，把床上的被向里一推，似乎很抱歉，一手搔着头，摇了摇：“怎么办？”一忽 ，很坚决地说：“不管它。”这是他，他不像我那样安于糊涂散懒。他的性格多少有一点和我相同，可是他却偏不肯承认他的性格，而且永远在想和他的性格反抗。我好几次和他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弄艺术？诗、画、音乐，也许除了跳舞，都是你的专长。不，你一定是名角，若是你上了舞台。你偏要死劲弄科学。中国少了个特出的艺人。”他有时也承认：“我父亲是个画家，可是，我就不愿意像我父亲一样。”——“一个研究遗传的人说这话！”我接着顶住他。他笑了，使我想起抚摸香炉时的一笑。他没有话时，就来了这老话：“你自己呢？”大家是人，顺了风张篷，有什么意思？人总是不服气的，总是要找个最狠的仇敌，而最狠的仇敌决不在外，就是自己。魂灵最怕安定，除非有了个永远也克服不了的对象，生活才有重心。这也许就是云逵所谓“力人”。不论人家怎样不了解他，他是在实践这理想，在向他遗传争斗。
我在这种精神上自知比他差得远。他能在新婚不久，把太太送走。他能躲在象牙塔里安享尊荣，偏要深入弯荒。他能好好活下去，偏在这时死去——似乎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他。这是，我若没有错解他，否定现实，在否定中创造新的境界。这个精神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已经断伤殆尽，差不多已完全丧失了。顺命安分，走近路，满足在低级的团圆上。航海探险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奇事，三宝太监下西洋，唐僧上西天，都值得编成神话。在别人实是家常便饭，英国人中很少没有亲戚朋友在海外；美国到了无险可探时，还会在高空里走绳索，否定安稳，不服命运；在中国这些是荒唐，多少人为宝玉惋惜：“何必自苦？”云逵这种人在中国是不会长寿的，他生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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