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天平上
——纪念吴泽霖先生
我的前辈，五四运动时代的青年中，确有许多后来长成为这个世纪我国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他们具有的共同特点就是有较广阔的学术底子，凭一己的天赋，在各自的专业里，执着坚持，发愤力行，抵得住疾风严霜，在苛刻的条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我国学术的基础，打下一个个结实的桩子。不久前永息的吴泽霖先生就是其中我熟悉的一个。
吴泽霖先生一生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专业是我国少数民族博物馆事业。正如一位长期协助他工作的同志所说的：“吴老为我国少数民族文物事业的发展灌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他走到哪里，就把这专业的种子撒在哪里。他这种锲而不舍地追求科学、振兴民族文化事业献身的精神，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殉道者的境界。他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和最有权威的民族博物馆专家。”
博物馆的事业在中国已有百来年的历史，如果把私人对珍贵文物的收藏作为博物馆的起点，那就更加源远流长了。但是少数民族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那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
吴泽霖先生早在抗战开始，随大夏大学由上海西迁贵阳。他就在该校建立了民族文物陈列室。1940年在贵阳举办了三次贵州省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这是少数民族文物在贵州第一次公开展出，当时报纸誉为“国内首创”。
这“首创”的意义是深远的。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就在那些年里，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正在大肆鼓吹大民族主义，根本否定少数民族的存在。就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贵阳发生过强迫苗族妇女剪发改装的民族压迫事件。把少数民族作为同等具有灿烂文化的民族，把他们的文物在社会上公开展览，事实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强烈抗议。少数民族文物博物馆事业就是在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诞生的。
我有机会亲自见到吴先生是1941年他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真是他到哪儿，民博事业也就到哪儿。在云南他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并收集了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进行公开展览。抗战胜利后，吴先生携带这批文物随清华迁校返回北平，在清华大学内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永久性的民族文物陈列室，也就是小型的民族博物馆。在筹备过程中我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去参观一批由台湾运回大陆的珍贵的高山族文物。在座的还有梁思成先生，我在旁看他们一件件认真地鉴定这批文物。我这时才发现吴先生不仅是个社会科学家，而且是个精湛的艺术鉴赏家。他们两人可以在一块木雕前面谈上十几分钟，从此我明白一个民族学者没有艺术的修养是不会全面的。后来我才知道吴先生原来具有艺术的家学渊源。他的父亲在江苏常熟乡间是个有名的绘画家，吴先生幼年时还当过他父亲的助手。这种与生俱来的“艺术细胞”可能是引导他成长后偏爱少数民族艺术的根源。
后来我又想到，吴先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帮助了他坚定地信守民族平等的观念。在各民族的文物中可以透视到各民族所共同具有的艺术创造力。这种艺术创造力不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即使在最简单的一块石头、一片木板上，同样可以体现出最高的艺术创造力。认识到这一层，才能真实地相信各民族根本上是平等的。
吴先生在留学时期已接触到世界上各种民族和当时在美国十分猖獗的种族歧视。他衷心地“路见不平”。他在他的博士论文《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里极力揭露和批判了这种种族歧视。他这种崇尚民族平等的思想一直贯串了他一生的事业里。民族博物馆的创建只是他为实现他的这个理想的一项具体措施。他热爱民族文物是他从心底里认识到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表现。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的感情，导致他一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解放后，1950年吴先生和我一起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先到贵州后，又来到广西，访问当地的少数民族。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吴先生是最年长的。我当时还担心他年已过半百是否能吃得消民族地区的工作。那时的民族地区绝不能和现在相比，深入访问少数民族千家万户必须爬山越水，很多地方还只能徒步往来。我幼于吴先生12岁，已经感到行动艰难，对吴先生来说应当是一项体力上的考验。但是当我征求他的意见是否能参加这个队伍时，他不仅毫无难色，而且表示出求之不得的兴奋。我们在贵州和广西访问的两年中吴先生在种种困难面前，没有后退过一步。
记得从贵州的威宁返回毕节的道上，正值大雪。我们所乘的卡车相继抛锚，大家只能手拉着手，穿上草鞋，沿山坡的公路上上下下地步行。黄昏时到了一个村子，村子里正值闹瘟疫，不能接待我们。我们几十个人不得不挤在路旁的一间道房里过夜，生了一个营火，大家围坐着。吴先生为了鼓舞大众的情绪，带头讲故事，把一个凄凉的夜宿，转变成了一个欢笑热闹的晚会。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平时谦让温厚，决不争先，但在困难面前，胆大心细，勇于承担。第二天到达山下，毕节派车来接应我们时，吴先生的草鞋底已经磨破了。事后，我们每次谈到那晚的情景，一直觉得留恋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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