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译《生育制度》序
一本早年的著作，经过了大约四十年，按原样重版，又翻译成日文出版，这对作者本人来说不免又喜又愧。喜的是连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经过这样长久又这样坎坷的岁月，作者竟能及身见到还有海外的读者愿意阅读这本书。可是也必须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作者本人的思想多少已有了些改变。有些方面可能是比较成熟了些，有些方面却没有赶上时代，显得落后了。而且年事已高，锐气未免消失不少，今不如昔。青年人的可爱，也许就在“初生之犊不畏虎”。想当年我开始写这本书时还只有三十多岁，满怀抱负，要一探社会的究竟，还立志要写“三部曲”，一是讲人们怎么和怎样在社会体系里共同生活？一是人们怎样通过新陈代谢使社会体系能维持和延续？一是社会体系本身又怎样通过人们的创新而不断变化？这本《生育制度》其实就是我第二部曲的试笔。早年给自己树下的愿望到现在这年纪可以断言是落空了。这倒不能全怪过去的处境坎坷，主要还是阅历多了，明白了天高地厚，个人那么渺小，哪敢再做这样的妄想。近年来重读早年的作品，还常觉赧颜不止。看到要害处，却每见自己逡巡却步，穿不透、突不破，火候未到家也。现在要把这些初出茅庐的作品送到日本学者面前去请教，怎能不发生一种自惭之感呢？
我敢于把旧著重刊，还要翻成外文出版，自有另一种想法。我想，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历史在一定时空的产物，同时也成了当时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也会在更大的地域和更长的时间里起着影响其他事物的作用。历史者就是古人每一念及就会怆然而流涕的“天地之悠悠”。著书自非例外。在有文字的时代里，人们总是会用它来反映当时当地一部分人的一些观点。本身是历史产物的观点通过文字发生社会作用，同时也留下历史的脚迹。至于通过哪些人的头脑和手笔进行反映，那是无关宏旨的。文章一离手，实已不属于作者个人。真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因为它已成为历史长河、社会巨海中的一浪。如此看来，我还有什么权利把反映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年轻人中一些观点的记录，由于曾出于我的手笔而把它掩饰起来呢？
作为一个旧著的作者应当比其他的读者对写成这本旧著时的历史背景和主观条件更为了解，特别是经过了四十年的岁月，应当可以站得远一些，甚至高一些来回溯当年情境。老眼看春水，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有条件和兴致能写成文字，对旧著的其他读者，在体会该书的内容时，或者也可有所裨益。这是为什么我答应旧著重刊、翻译外文、并且写序的缘故。
让我先说一说此书写作的经过。话得从稍稍远一些说起。
1938年暑天，欧战爆发前夕，我校对过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的清样，告别伦敦，取道马赛，乘轮返国。那时，亚洲大陆，烽火弥天，故乡陷落，遣送我出国留学的清华大学已迁到昆明，并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为西南联合大学。我在国事危急之际，从西贡上岸，直奔昆明。在昆明遇到我母校燕京大学的老师吴文藻教授。他事先已为我申请到中英文化基金的研究费，使我在返国不到半个月就能下乡在昆明附近的禄丰县的农村里开始社会调查。在这基础上，取得燕京大学的资助，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学研究室。1943年我应邀去美国讲学，利用这一年时间，把研究室同仁们的调查成果翻译成Earthbound China（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哈佛大学出版社，1944）两书。1944年返国后我开始在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担任教课。我开了两门课程：一是家庭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战时后方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一个教授的工资养不活结了婚又生了孩子的小家庭。我不得不以写稿补给。我在大学的教室里讲完一堂课，回来就把讲稿整理成文，卖给报馆和杂志社去发表。这种处境养成了我喜写短文的习惯，也在当时赢得了多产作家的名声。
1946年暑季，西南联大决定分别迁回原址，清华将回北平，即今北京。我贪恋四季如春的昆明气候，打算用这假期，在北上前把这几年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分题整理成几本文集：有关农村社会的讲稿编成《乡土中国》，有关家庭问题的编成《生育制度》。
没有料到，这本《生育制度》却遭到难产。该书刚编成一半，当时已统治了昆明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这些被称为“民主教授”的人物，加强了横暴的迫害。闻一多先生首当其冲，光天化日之下被特务枪杀于大学宿舍的街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恐怖日子，我终于带妻携女逃出昆明。这消息传到了伦敦的朋友，他们多方设法邀请我去英国“换换空气”。我回到故乡，住在江苏省浒墅关我姊姊为我借得的一所房子里，等待朋友们为我张罗出国手续。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这本《生育制度》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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