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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流放地点而言，伊斯坦布尔绝不是最糟糕的。使馆和与之有牵连的几个可疑的“办事处”暮气沉沉，仿佛这里的人和事都卡在长久的暂存状态里，等待着某个遥不可及的幸运日，被释放出来，领到水草更丰美的牧场去。
一个美国商团在他到任之后第二周到达伊斯坦布尔，这群贩卖轴承的加州人在喝醉酒之后给领事馆打了电话，口齿不清地询问应该去哪里找“夜间娱乐”。海因斯捂住话筒，把问题向值班秘书重复了一遍，然后听到了塔米娅的名字。“最好跟着他们去，盯紧一些，”秘书的目光甚至没有离开报纸，“我是绝对不乐意因为这些蠢货和别的蠢货打架，就半夜跑到警察局去的。”
是塔米娅先接近海因斯的，一只苍白的麻雀，裹在印着棕红色涡旋纹样的长袍里。“和他们是一伙的吗？”她问，指了指喧闹不堪的人群。烟在他眼前蒙了一层绉纱，一盏接触不良的灯一直眨动，像只患病的眼睛。
“是的，”他想了想，“不是。”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走。”
“我的意思是，你在伊斯坦布尔干什么？”
“答案是一样的。”
她同情地拍了拍他的手背，问他想不想再要一杯酒，海因斯同意了。三个小时后，等他穿过凌晨的街道回到住处时，才意识到那位裹着彩色棉布的当地掮客应该早就知道了他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狗等在门边，尾巴兴奋地抽打着地板。我们叫她阿尼卡，我把她烧了，因为挖不开冻土。酒精把他困在一种疲劳然而清醒的状态里，非但没有帮他入睡，反而带起许多沉渣。深夜的日内瓦机场，候机室大门紧锁，乌灯黑火。停机坪周围荒芜的草地结了冰，原本漆黑一片，午夜过后云层散去，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银白色。他们一个在等华盛顿来的审查官，一个在等莫斯科来的贸易代表，像两个机械钟零件一样沿着跑道来回走动，免得冻僵。海因斯忘了安东说了些什么，大概是一个关于情报官员和鼻涕虫的笑话，他们都笑了起来，百分之二十是因为鼻涕虫，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这个笑话多么无聊。一个光点出现在山脉上方，海因斯碰了碰安东的手臂，来打个赌，大个子，你觉得那是一架麦道，还是图-114？
那是架安-24，他们都输给对方五马克，并且发誓永远不再假装自己是民用航空器专家。
他思忖着自己处于普利斯科特的哪个分类条目下。调度员把他踢出了中情局雇员名单，康纳·海因斯现在是个初级领馆雇员，有一份三年期合同和干净的档案，一头被漂白的黑羊。他闭上眼睛，巴特戈德堡的暴雨击打着倾斜的窗户，从花园里拿上来接雨水的镀锌铁桶已经满溢出来了。他只去过安东的阁楼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才冒雨离开，淋得透湿，在打字员惊异的目光下走进办公室。
他终于睡着了，狗守在沙发旁边，右眼上方的一撮浅褐色毛发就像小小的火焰。
两天之后，一张手写的卡片出现在蓝色信箱里，邀请他再次拜访烟馆。塔米娅崇拜互惠互利原则，海因斯并不反对，他或许有也或许没有参与了几次走私活动，而对方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替他取得“登山工具”：伪造的护照，非法枪支。
“还有一艘船，”他告诉莱昂，推开窗户，示意他爬出去，“注册在塞浦路斯，船主是希腊人，告诉他你认识麦卡伦先生，而且需要一个下层舱位。它会先停靠在佩特雷港，然后再从那里去热那亚。把钥匙带上，在你手上比在我手上安全得多。”
莱昂抱紧了水管，枪柄顶着他的腰侧：“你呢？”
有人在砰砰地踢门。“我会追上来的。”海因斯说，关上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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