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带枪。”
“我们谈过这件事了，在你的肩膀康复之前，别跑出来扮演山野游骑兵。”
“枪不在我身上，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游骑兵’。”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海因斯把他推到旁边的一棵松树上，手探进他的外套里，摸到腰间，从皮套里抽出那把引起争议的武器，“在克格勃待了那么多年，却还是学不会说谎。”
“必要的预防措施。”
“预防什么，前天那个男孩？”
“显然。”
“只是个吓坏了的小孩，在找走失的猫。”
“换作是你，要监视两个藏在山里的逃犯，你会怎么做？”
海因斯侧过头，假装在思考：“找一个脏兮兮的小孩当我的眼线，每天付他一块巧克力作为酬劳，但这不是重点。”
“而重点是？”
“不要太疑神疑鬼，你可不想变成那种把枪放在枕头下的被害妄想症患者，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不要变成你。”
“我从来没有把枪放在枕头下。”
“在波恩的时候。”
“当时我需要提防一个苏联间谍。”
“而现在？”
他们靠得很近，互相看着对方，直到海因斯移开目光，收起枪。“现在我们该回去了。”他伸手整理了一下安东的衣领，“我需要咖啡。”
3.
预料之中的雪从中午就开始下了，雅克趴在窗边，指挥骑兵队攻击一只巨大的毛绒兔子，这些木头玩具都掉漆了，指挥官的旗子也不知所踪，但母亲拒绝给他买一套新的。况且这套漂亮的玩具是外祖父从里昂带过来的，在这个沉闷的小村里根本找不到。
酒吧里坐满了人，雪天总是这样的，人们想喝加了肉桂和橘皮的热红酒，顺便把咀嚼过许多次的谈资拿出来，津津有味地重新分享一次。收音机开着，音乐淹没在嗡嗡的谈话声里。门打开了，不平整的门扇互相碰撞，砰的一声。雅克指挥木头骑兵们在兔子面前排好队列，拿着长枪的指挥官带头冲锋。
酒吧里安静了下来，传来一阵压低的、含糊的招呼声，随后收音机也被关上了。这不太寻常，雅克放下骑兵，蹑手蹑脚地离开卧室，走到楼梯上，从栏杆的缝隙里往下看。
警察来了。村子里的警察局事实上是教堂出借的木工棚，略微改建了一下，修葺了窗户和墙壁，门上加了一把挂锁，两个睡眼惺忪的警员终日坐在堆满文件夹的长桌后面，像一对做工粗糙的木雕。雅克认出了大块头尼古拉，面包店老板的儿子，才三十二岁，头顶的秃斑已经比手掌还大了，在灯泡下泛出油光。站在旁边的是他的搭档让·菲利普，戴着眼镜，像幽灵一样苍白。另外还有两个西装革履的陌生人，除了葬礼和婚礼，雅克从未见过村子里的人穿西装。
“这两位先生从巴黎来，”尼古拉开口，“他们在找两个犯人——两个苏联间谍，安静点！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事。”
惊讶的低语声许久都没有停息，雅克在楼梯上挪了挪，从栏杆缝隙里探出半个头。“从巴黎来”的其中一位先生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照片，交给雅克的父亲，他琢磨了一会儿，递给牧羊人拉瓦勒先生，随后又转手给开肉店的迪格努先生。照片缓慢地在酒吧里转了一圈，回到“从巴黎来”的先生手里。
“天气转好之后我们希望上山搜查，当然是在警方的允许之下，”“从巴黎来”的先生看了大块头尼古拉一眼，后者显然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挺起了胸膛，“如果各位想起了什么线索，请告诉我们。如果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也请告诉我们，这两个逃犯有武器，非常危险。”他的口音和亚历克斯相似，太过规整，以至于不太自然，“我们不想有任何意外，不是吗？”
雅克悄悄地离开楼梯，回到卧室，关上了门。
4.
“下雪了。”安东说，嘴唇贴着海因斯的后颈。
没有回答，他的朋友似乎睡着了，赤裸的背贴着他的胸口。熊熊燃烧着的木头和炭块在壁炉里发出微弱的噼啪声。风雪摇撼着窗户，玻璃在木框里颤动，喀喀作响。狗蜷缩在铺了软垫的藤篮里，覆盖着浅色短毛的肚子随着呼吸起伏。壁炉前的厚地毯很暖，海因斯称之为“一小片长毛绒天堂”，他们躺在那里，盖着同一件大衣，像一对冬眠的动物。放在地板上的瓷杯在他们早前的活动中被碰翻了，咖啡洒了一地，浸湿了地毯边缘和丢在一边的裤子。
安东研究着海因斯的疤痕，从肩膀到腰侧，先是用手指，然后是舌头和嘴唇。海因斯在他摸到大腿内侧的时候抓住了他的手腕：“你似乎非常忙。”
“确实。”
海因斯翻过身，仰躺在地毯上：“我刚才说咖啡的时候，想的并不是性。”
“你想的是什么？”
“显然是咖啡。”
安东笑起来，低头吻他的肚子，那里有一道细长的苍白疤痕，看起来像刀伤，海因斯的说法是“在剧院楼梯上摔了一跤，那是个见鬼的雨天”，安东一个字都不相信，但并不打算深究。海因斯支起上半身，右手轻轻按着他的后颈，鼓励他继续往下探索。安东握住他的**，把顶端含进嘴里，海因斯倒抽了一口气，手指插进他的短发里，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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