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说说姚晓芙的案子吧，在我处理过的未成年女孩儿被老师性///侵的案件中，这绝不是最悲惨，最离奇，最吸引社会关注的一桩，整个案件由开始到结束，没有一环跳出过我的预料。姚晓芙和多数受害人一样，遭遇侵害后被一种羞耻感和愧疚感围绕，她陷入了一种自责的情绪，我看了她的日记，也咨询了她的心理医生，有一段时间，她以“老师喜欢我”，“对老师来说，我是特别的”这种概念自我催眠，她在给自己找一个出口，让痛苦不再成为痛苦，让伤害不再能对她，对“姚晓芙”这个人构成伤害。她的心理医生告诉我，姚晓芙已经有人格分裂的先兆了。
姚晓芙也没有保留任何物证，曾海对她下手的地方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自己的车上，除了姚晓芙的记忆，无法找到任何纪录佐证，艾杉杉的证词更非天衣无缝，和艾杉杉聊的时候，我已经能想到曾海会怎么为自己辩解了。学生被老师批评了几句，有些娇气，就哭了，这有什么好追究的呢？学生犯了错，说也说不得，他这个老师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当下去了。
我决定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据我在这类案件方面的经验，我怀疑曾海不止对姚晓芙一个人下过手，可能有已经毕业的学生，或者还在校的学生或多或少都遭遇过他语言上、肢体上的骚扰，我打算从学生那里打听些消息，要是能找到更多的受害人，对案件绝对有利。这主意我没和艾杉杉提过，他的证人身份一直以来都处于保密的状态，我不想因为这起案件影响他的学业，可他对姚晓芙的案子很上心，一次我又找他敲定晚自习那天发生的一些细节时，艾杉杉竟然主动提出要帮我在同学里找找线索。他说他自己上网看了不少新闻，这种案子通常不止一个受害人。他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担心他被学校为难，没同意，可隔天他就给我发来信息，说是听说已经毕业的一个学姐好像有过类似的遭遇，叫岑嫣。
可不等我联系上岑嫣，麻烦就来了，我住的快捷酒店晚上被人撬了门，还好我素来警觉性高，进了房间就会在门后放一把椅子卡住门，撬门的人推门的时候把我惊醒了，我立即报了警。第二天我就换了住处，第二天我也接到了三中包校长的电话，包校长在电话里客客气气，说要请我去江河酒楼吃一顿地道的玉松宴席，我去了，带上了录音笔，把报警电话设成了快捷键，备份了手机、电脑里的所有资料和文件，一份存在移动硬盘里锁在酒店保险柜，一份发给了同事。临出门前，我交待酒店前台，要是我晚上十点没能回来，就帮我报警，让警察去江河酒楼。出了酒店，我左思右想，又折回去，把沈映的电话也给了前台。
在江河酒楼的饭局上，我不仅见到了包校长，还见到了高二的年教导主任王主任，曾海也在席，看到我，他先敬了我三杯，我没要酒，喝自己带的矿泉水，冷盘撤下，热菜上了几道，包校长就把包间的门锁上了。我接触过太多这样的学校领导了，要么先礼后兵，要么软硬兼施，无非为了同一个目的：不要曝光学校，不要曝光老师。要是我不肯，一意孤行，他们当面并不会有所表示，但我回去就得小心了，果不其然，这顿饭吃完，我在江河酒楼门口等出租，一辆面包车停在我面前，门哗啦打开，下来三个带口罩，带鸭舌帽的壮汉，连抓带揪把我逮上了车，他们手脚利落，一个用胶带贴住我的嘴，一个在我脑袋上套上黑布袋子，我的手也被反绑到了身后，他们在车上就对我大打出手，车开了好久才停，车门再哗地一声响，我被扔下了车，又是顿毒打。我尽可能地护住脑袋，这群人也不说话，打完了，他们还搜我的身，把我的口袋全掏空了。我知道，我的手机，录音笔，钱包，酒店房卡全被他们搜走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被打，我才毕业的时候，接的第一起案子，一个五岁的女孩儿被幼儿园院长性//侵，我直接被人从家里绑走，有人打了我的后脑勺一下，我就昏了过去，等我恢复意识，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医院里了，我妈坐在我床边，湿着眼眶按床边的电铃，哽咽着问我，要不要换一份工作。
那次我断了两根肋骨，右眼差点瞎了，轻微脑震荡，放在家里的收集来的资料全不见了，电脑被人砸了，硬盘被人拆了，证人全都反口，女孩儿的家长带着女孩儿搬了家。我再没能联系上他们。
那三个壮汉的一顿打，我知道，我还死不了，我人还是清醒的，我还有意识，我想尽办法把头上的黑布袋子给弄了下来。我周围都是山，天很黑，我打着滚摸到一棵树，扶着树干站了起来，脚下也没有路，都是草丛，我不知道要走去哪里，能走去哪里，只好边走边张望，一望到有灯火的地方就加快了步伐，我一路走，一路看，竟然让我找到了一条公路上，我继续走，试着拦车子，可没人愿意停一下，我走得很累了，想喝水，想吃止痛药，就在我坐在路边喘不上气的时候，一辆轿车停了下来，车窗放下来，我一看，是沈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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