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大明朝堂上各执一词，解缙上奏时提出：“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必不然也。”他认为大明不必再利用宗教力量，因为“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慑矣，天无变异，民无患害。”
解缙说的话也有道理，宗教的作用无非是使人心顺服；抑制奸雄产生（尤其是试图运用宗教力量的奸雄）；在天灾人祸产生时藉以安定人心；稳固政权等等。
宗教是一柄双刃剑，可伤人，也可伤自己。朱允炆在另一个时空多出的几百年经验告诉他，要谨慎行事。
不过他从张宇初的讲解中，对两件事情比较感兴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从武侠小说中知道的全真教，第二件事就是关于《老子化胡经》之说。
经过了解，《老子化胡经》在蒙元时期被忽必烈焚毁殆尽，已经没有流传下来，朱允炆对此有些遗憾，不管是真是假，对于这个自己未知的领域，他还是想多了解一些，好加以利用。
至于全真教，本来以为张宇初是正一教的掌教，不会对其了解太多，谁知道全真教经过蒙元那些蛮夷的摧残，再加上战火的牵连，早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真正的全真教已经渐渐消散，而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的龙门派。它承袭全真教法，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该派尊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为祖师。尊丘处机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第三代掌教陈通微，号冲夷子，山东东昌人，原为正一派道士，后来转入全真教龙门派，周游各地多年，隐入青城山，于明洪武二十年以戒法传第四代掌教周玄朴，仍居青城山之中。
没有想到正一教的人最后成了全真教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也表示着本土的宗教也开始慢慢的走向合并，可是为什么在另一个时空仍旧是没有能发扬光大呢？朱允炆心里十分不解，但是这个问题就不能再问出来了。
翌日，遣人往青城山寻周玄朴觐见，命张宇初发动门徒，寻找《老子化胡经》的遗迹，甚至是口口相传的痕迹也要注意，这个用意引起了张宇初的极大兴奋，马上领命而去。到底心里有没有把握，可能只有他心里清楚。
建文八年十二月，皇帝昭示，重修武当山玄宫、重修武当山宫观成，赐名为太岳太和山。武当山有72峰，36崖，24涧。紫霄、南崖等峰旧皆有宫，蒙元时兵毁。朱允炆下诏全面新建。
五龙之东十余里，名玄天玉虚宫，紫霄曰太玄紫霄宫，南崖曰大圣南崖宫，五龙曰兴盛五龙宫。又即天柱峰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真武像于中。选道士二百人供洒扫，给田二百七十七顷并耕户以赡之。仍选道士任自垣等九十人为提点，秩正六品，分主宫观，严祀事，上资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之福，下为臣庶所弭灾沴。凡为殿观，门庑享堂厨库千五百余楹。上亲制碑文以纪之。
这实际上是建立起了一个兼道教核心区与皇室私家道观为一体的中心。道教之依附于皇室，至此已经无以复加。
这样大规模、极尽豪奢之能事的道观群修建，已经超出了以道教“阴翊王道”的程度，是公开的道教崇拜活动，其社会暗示作用自然不可小觑。
此后，朱允炆借助立训，对太岳太和山宫观的维持，冠冕堂皇地列于国家事务中。这类以国家之实力与权威支持道教的做法，一方面维持了道教的地位，同时也强化了道教对于国家，尤其是皇帝的依附性。
虽然此时还未宣布道教的超然地位，但是善于揣测帝王心思的大臣们，早已经做好了上奏的准备，积极拥护皇帝将道教立为大明国教，因为相对于佛教，道教在儒家的心目中更加亲切了几分。
然而，朱允炆却明白还未到时间，他要先明确道教的根本宗旨后，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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