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时和稍后严谨的史家，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吴三桂降闯之说。
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所载吴三桂降闯的只言片语，也没有什么枝叶可寻，只可当作“小说家言”。
乾隆时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钦定史学著作，只讲吴三桂对李自成“欲降”，突出他因爱妾陈圆圆被劫所生的愤恨，并不讲他投降过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扬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的，是爆发“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时期。当时，为了暴露吴三桂的“大奸大恶”以显示其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在诏旨中大骂吴三桂“委身从贼”，这完全是政治宣传。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道德小人。
其实，只要看过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小皇帝所上的报告，就可以明显见出吴三桂根本没向李自成降过：“（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也正是“三藩之乱”被平灭后，众恶归焉，加之吴三桂此人人品确实很差，众口铄金，《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笔记、小说纷纷渲染吴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后为爱妾降而复叛的事情。渐渐地，传闻、小说，就变成了信史。
成王败寇，吴三桂为人，日复一日，成为完全定型的、胎里坏的典型样板。
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吴三桂接到崇祯帝诏令后，并无故意迁延，而是立刻奉诏勤王。他之所以行动迟缓，是因为要把关外人民拖家带口一同迁入关内。
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吴三桂应该已进入山海关地区，而非许多书中所讲他还在宁远城磨蹭。仅仅休整了四天左右，吴三桂就率整军抵达永平，然后向西前往玉田。
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途中并无遇见吴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时间内，吴三桂获悉明朝崇祯帝已亡的消息后，徘徊逡巡，开始进行他自己人生中也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一方面，明廷对吴家不薄，其父吴襄、其舅父祖大寿以及他本人，皆为明朝总兵官。从吴三桂本人来讲，在此之前，他一直为明王朝血拼。先前杏山大败，即使他提兵先遁，崇祯帝也未治罪，反而升他为提督。作为回报，皇太极病死后，吴三桂多次上疏，希望明朝趁清政府新旧更迭之际发动进攻。纵使日后清军重军攻宁远，兵寡力弱的吴三桂仍旧为明朝誓死拼守，无任何怯战之心。
另一方面，向从来与自己所辖辽东军未有血怨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投诚，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何况亲生父亲以及重要家属皆被扣于北京做人质。此外，他的昔日同事，文臣且不说，武将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黎玉田、高第等人，无不向李皇帝修表归诚，这自然也影响吴三桂本人的选择。投靠大顺新主，谋取高官厚禄，应该是吴三桂当时的不二之选。
不仅时人这样想，李自成等人也这样想：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先前一直与清政府在辽东血拼多年，不久前还在宁远城重创济尔哈朗部清军，他怎么可能出关投向清军怀抱呢？
一切皆是李自成一方以及北京明朝降官的想当然而已。对于吴三桂来说，曾经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可能的投靠路径之一。
早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之后，不少明朝辽东军将的中高级军官被俘降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生前一手提拔吴三桂的恩师洪承畴和吴三桂舅父祖大寿。而后，皇太极本人亲笔写信招降吴三桂，又让洪、祖二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明降将写信劝说吴三桂投降。但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忠心耿耿，丝毫不贰。倒是猜忌刚愎的崇祯帝对他放心不下，假装调吴三桂之父吴襄入京为官，实际上是把吴三桂一家人弄入北京城做“人质”。
北京陷落后，吴襄等吴三桂家人自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吴三桂徘徊于玉田附近，不断派人打探北京城中的情况。
李自成政权在北京城的倒行逆施，以及刘宗敏夺掠其妾的肆无忌惮，使得吴三桂头皮发炸：纵使自己前往北京归顺李自成，也可能一去无回！趁着自己手中仍旧有一支生力军做本钱，不如拼死一搏，向清朝“借兵复仇”，或可死中求生！
就这样，吴三桂来个忽然回击，打跑了替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明朝原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
而后的一切，“借兵复仇”变为“藩王相报”，吴三桂终降清，导引清兵入关。
山海关一失，整个局面大变。
李自成“亲征”山海关大败后，可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他率残兵撤回后，迅速放弃了北京，携带大批金宝窜回陕西。吴三桂带路，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马不停蹄地蹑尾而进，不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
五月初二日，哄传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大败贼军，并夺回崇祯太子。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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