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托克维尔效应”呢？
作为《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巨著的作者，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革命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们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会忽然对于自己身上的残存枷锁过分敏感，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根据常人有限的“常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明是件好事，因为这两种因素可以提高民众的满意程度，使得社会日趋安定。由此推之，长期的贫困和专制，一定会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酷的事实往往与简单美好的推断背道而驰。美国历史研究者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总结道：在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政治暴力冲突频发的地点不是穷困地区，而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省邦；数据和历史事实也表明，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恰恰是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最激烈。
这种历史的吊诡，在清末的满汉民族矛盾中，也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
沉甸甸的历史回忆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一份署名“铁郎”的《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文章中，有如下极具煽动性的文字：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洗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
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反满、排满意识，已经风生水起，一发不可遏制。拒俄运动中，身处上海租界的张继，就已经发出过如下论述：
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满洲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
署名“怀畺”的革命者在《复报》第五期如此说：
彼诸申贱族，人口不过五百万有奇耳，无文化，无学术，无道德，无思想。当其未入关以前，榛榛狉狉，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与深山之猺獞奚择。彼种之沉灭，曾何足重轻。而吾汉族，则固煌煌然四百兆华胄也，户口百倍，文化万倍，历史之价值，民族之荣光，更高不知其几千万级……
与此论相呼应，革命大腕章太炎说得更明白：“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
由此，戊戌变法后的“忠君”意念，一变而成为旨在革命的排满风潮。
也就是说，在历史记忆沉淀中，当时真实的满汉关系完全失去了粉饰多年的温情脉脉，满族人群成为众恶所归，成为众矢之的。于是，早已经扔入历史深洞中的词语，重新被捡拾出来——“犬羊”“东胡”“逆胡”“膻虏”“建虏”“索虏”“鞑虏”等，沉渣泛起，鸦片战争后被满汉士大夫专指西洋列强的“夷虏”字眼，忽然间都堆砌在满人统治者身上……
其实，满汉矛盾，从始至终，一直是清朝统治者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清朝乃马上立国，女真基因的满洲军事集团横暴异常，他们靠抢靠骑兵靠杀人建立起强权政治。这些从山海关外奔驰呼啸而来的“野蛮人”，开国之初，就创设了不少民族歧视政策，且一直延续至清末：
第一，官职分满汉。同职官称，满官大于汉官。重要衔职，汉人不能染指；第二，对待满汉采取不同的法律。满汉发生纠纷，偏向满人；第三，满汉不准通婚（不准旗女嫁汉人，默认汉女嫁旗人）；第四，满人不从事生产，只可做职业军人，他们的生活全由政府包办。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民族歧视政策，自清初到清中叶，由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强大，“盛世”呼声高，国内的所有满汉人民，似乎对这些“不公正”皆习以为常，没多少人跳出来去“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在清统治的所有时间段内，反满和排满一直没有停止过。朝堂之上，清廷确实有着不少汉人的高级合作者：陈名夏，谭泰，李光地，汤斌，徐乾学，高士奇，等等；但在民间，一直以“夷夏之防”为主张的知识分子，与那些“顺臣”相比，更是不绝如缕，薪火相传。在他们“春秋大义”的感召下，民间各种武装结社和会党活动非常活跃，仇满排满的思潮暗流涌动，与清朝相始终，从来没有停歇过，其中尤以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最为直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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