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与之针锋相对，清大兴“文字狱”。在扑灭反满宣传的同时，他们对各种会党反抗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血腥、残酷镇压。以文字狱为例，清政府从顺治五年（1648年）的毛重倬的“刻制艺序案”开始，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贺世盛“笃国策案”为止，大狱繁兴，多达八十多起，牵连人众，穷究极治。
一直到19世纪初，清廷才稍稍放缓文字狱的究治。随着文字狱的放松，知识分子参与的会党活动也趋入低潮，其标志是嘉庆年间江西的胡秉耀等人奉朱毛俚起事的最终失败。在狱中，胡秉耀曾给清朝江西巡抚阮元写了几首诗，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反满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能解春秋有几人，漫将刘备作黄巾。”
树欲静而风不止。没过多久，白莲教暴动开始了新一轮排满反清的历程，而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檄文满天飞——“胡奴”“鞑狗”字眼遍布人目，特别是杨秀清的《奉天讨胡檄》，脍炙人口之余，一泻汉人二百多年的沉郁悲怆之气。即便如此，由于白莲教、太平天国政治视野狭窄，他们反满色彩并非十分浓厚，且再不提及“反清复明”的古老口号。
清末十年间，满汉矛盾愈演愈烈，甚至达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的最高点。革命党人煽动起义，最能激起人们热血的，就是拿满汉矛盾当大题目来加以发挥。
如果仔细翻检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通篇累牍，入目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排满”！无论是兴中会誓词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四字，皆显眼地列为首项，耀人眼目。
值得我们叹息沉吟的是，作为近三百年来政治支配者的满族人群，在儒家文化如此具有超强同化“腐蚀力”的中国，竟然一直“融而未化”，这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满人入关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文化方面讲，汉族的传统儒家文化已经逐渐成为了满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转变，非常非常充分，因为中国文化那种绝对的、不可抗拒的魅力，任哪个草原民族都无法抵御。而作为一个种族的满洲人群，它的历史性格，不是人种、族群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他们文化内心的演变过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满族真正“民族意识”自觉的形成，不是辽地铁马彻地来的17世纪40年代，而是“排满运动”如火如荼的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满洲并没有鲜明的自身民族文化认同。1635年，皇太极改“诸申”（女真）为“满洲”，只是模糊地表达了一个新兴政权合法性意念，因为“女真”这一概念，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后金统治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出于简单的“汉化”理论，学者们往往从汉文典籍中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其实，上述词语的历史连续性很值得商榷。
八旗制度是维系初期后金（清）的一个根本基础，它先于“满洲”的概念存在。这个军事征服集团中，不仅仅包括女真人，还包括汉人、蒙古人。不仅八旗满洲中有大量的汉人、蒙古人，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军中也包括满洲人。可见，当时的后金（清）是个没有共同文化传承和血缘关系的军事共同体。
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广袤国家，统治的要素不仅仅是民族意义上的统治，更不可或缺的是文化上的要素。所以，作为东亚大地上最强权的国家，清政府从汉人那里汲取了儒家的治世经验和官僚统治技能，从藏人那里得到了“佛”的超自然权力，从蒙古人那里承继了“黄金帝国”的世袭，从八旗满洲获取了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军事驾驭能力，并且从周遭的安南、朝鲜、琉球等小国那里获取了“中央帝国”的宗主权力。
有了上述种种权力和能力，满洲自然具有了种族认同的优越感。但是，真正满洲种族在意识形态上面的构建，开始于乾隆时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乾隆这个最具满洲统治意识心态的皇帝，在清朝中后期却在汉人自欺欺人的笔记和传奇中被描述为是汉人的血胤（即使到了金庸，武侠小说也没有忘却这种“童话”）。
民族和种族的构建，驱动力是统治者的政治、文化以及心理需要。在甲申年血腥入关后，作为军事征服者的满洲人进入了汉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散居各地的“驻防”行动，阻隔了满洲人的联系，不仅宗教、语言的纽带松脱，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几十年，八旗勇悍的共同人格已经消失殆尽，以至于到了吴三桂叛乱的年代，清政府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他们入关的先辈所倚恃的八旗军，而是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军。不仅如此，他们赖以炫耀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身份，也逐渐黯淡下来。
有鉴于此，处心积虑的乾隆帝开始了大清帝国的基础加固工程。为了加强满洲人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从纂修满洲世谱入手，竭力推动文臣们钩沉早期女真在东北的发展史，大修八旗宗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满洲追源溯流，从血统方面强化满汉的差别，特别要把“首崇满洲”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以证明满洲族群卓尔不群的独特和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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