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这种努力，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忧患——在中国这样一个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维护高度集权化的帝制，必须依赖一种强有力的权力表述系统，必须强调统治人群（满洲）的血统高贵和独一无二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统治秩序的各项基本因素。
当一个事物被意识到的时候，它肯定已经发生了。
大清皇帝这种行动说明，在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刻，他已经感到了满洲文化的式微，所以才亡羊补牢式地对族群开始一种追述回忆般的叙述构建。
满洲作为统治阶层，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并未把汉人对他们的文化同化看成是一场噩梦。但他们民族身份的内心复活，却在晚清压力下突然变得鲜明起来。
这种对满洲族群身份认同的忧虑，早在皇太极时代，便已经开始。遥想当初，皇太极在松锦大战中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马上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则不然。当时虽获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长久以来，明清（后金）之间，对和议最积极的，不是崇祯皇帝，而是东北的满洲。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坚持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
清入中原后，官方羽翼下的御用文人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其实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遥想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已经让人喜出望外，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更是发人深省！
从族群维护的角度讲，皇太极的初衷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这位满洲帝君的直觉告诉他，如入中原大地，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
确实，天下事皆福祸相倚，日后清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诸帝总是强调要稳守“传统”，但结果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满洲），基本上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族群和种族的性质，无非是通过一种独特的文化血缘关系以及对“共同经历”的历史记忆，来表示他们自身的不可改变和不可同化。乾隆帝的努力，当时并没有真正激发起满洲人群的民族自觉意识，特别是下层旗民，大多沉浸于歌舞升平的浑浑噩噩中。
满洲族群的自我身份觉醒，确实带有悲剧性的血腥色彩。时至晚清，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造反汉人震耳欲聋的“排满兴汉”的吼声，忽然惊醒了他们。满洲祖先的光荣征服历史，和平年代的被遗忘、被抛弃和边缘化，政治上的衰落，经济上的困窘，以及在十余个省份内太平军对占领地内旗人身份识别后不分男女老幼的集体屠戮，终于唤醒了满洲作为一个种族的集体觉醒和集体潜意识。
所以，与其说满族是个历史实体，不如说它是清末政治作用下快速凝结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个在压力下忽然觉醒的联合体。
可悲的是，这些早已丧失精神家园和历史家园的、完全被汉文化浸染同化的族群，却不得不通过自我身份的膨胀来寻找那些已经永远逝去的东西。历史的强力，终于在很暧昧的时代开了一个苦涩的、黑色的玩笑：满族的民族认同，其实是失去精神家园后彷徨无依的民族认异！
清帝国如何从体制上泯平满汉畛域
走进晚清，我们可以尝试从中寻找满汉矛盾层层叠叠的发展脉络。
戊戌年间，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就直言上书，请将宗室以外的满蒙各旗人民编入民籍，直归地方官管辖。他还请求允许满汉通婚，任许旗民自谋衣食，允许旗民转徙居地。
本来，光绪帝已同意计划，准许八旗计口授田，取消了旗人的许多特权。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一切皆不得施行。
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社会愤懑情绪暴涨。汉人对满人所拥有的特权尤其憎恨。1903年，经张之洞力请，慈禧已经同意将军、都统等昔日满人专任的职位，可由汉人充任。而且，她还下懿旨，表示朝廷对驻防旗人犯罪的处置，也与汉人等同。时至彼时，清廷深知，光靠镇压和政权暴力，根本不能消解矛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和让步。
对此，大臣端方出洋后的《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讲得最恰肯：“……举行满汉一家之实，而定国本……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成一体……（近来）不逞之徒（指革命党），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力不均之说，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人），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他们）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文明，谓皆由革命来，不审利害，惟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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