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入侵后，清廷重臣张之洞等人策划“东南互保”，使一直对强权统治感觉良好的慈禧深受刺激。她稍把怒气掩藏，就开始处心积虑加紧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1901年，慈禧自陕西回銮后，就下诏把张之洞的江南“自强军”划归袁世凯所在的山东管辖。
那么，荣禄生前手下的武卫军哪里去了？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基本打光；荣禄自统的中军，大部解体；董福祥的后军因洋人“参劾”，到西安后就被遣散（因其所部士兵不少人配合“义和团”，进攻北京洋人使馆，所以洋人对这些军士恨之入骨）；宋庆的左军只剩下一半，而且装备十分落后。所以，原先的武卫五军之中，唯独袁世凯的右军完好无损。
慈禧回京后，只能最大限度依靠这支没有受损的近代化新式军队，来维持京都防卫和治安。回京路上，由于袁世凯伺候周到，竭尽“忠诚”，慈禧满心高兴，赏他“黄马褂、紫禁城骑马”，对他宠信有加。特别是庚子之乱后，袁世凯对义和团雷厉风行的举措和咬牙切齿的表态，更让慈禧开颜：“此辈（义和团）如臭虫，孳生不绝，惟有芟夷净尽，以遏乱萌！”
1902年1月，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练兵大臣，参与政务，代死去的李鸿章行权。6月，实授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有了这么好的“地势”，袁世凯借机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增加兵额。这一年，他把所训新军命名为北洋常备军，“北洋军”即由此来。
“清末编练陆军，对内动机原起于欲集权中央。”（罗尔纲《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
在官场打滚多年，深知宦海深沉。为免清廷疑忌，袁世凯建议筹建练兵处，并推庆亲王奕劻总理其事。于是，1903年，练兵处成立后，奕劻任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这个组合看似二满一汉，实际上真正的实权都在袁世凯心腹手中——总提调徐世昌，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使司正使刘永庆，军学司正使王士珍，副使冯国璋——这数人，皆是袁世凯的小站嫡系。
看似利国强军，其实练兵处设立后最大的获益者非袁世凯莫属。所以，当时就有御史王乃徵站出来，反对设置这种权归个人的练兵中枢机关：
古今中外，不闻举国兵柄利权集而授于一人之理。今练兵之事，旨派庆亲王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兼有铁良襄办矣。顾庆亲王分尊事冗，素不典兵，何从识武将一人？何能议军政一事？铁良之才，素无表见，愈益可想。然则大权在握者，固惟独袁世凯耳……徐世昌等皆该督（袁世凯）荐举，素日为其心腹，将来济济师旅感恩而指挥唯命者，岂复知有他人！又督责天下之饷需，欲户部不得过问；举劾天下之将弁，欲兵部不得特权，既历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闻。枝重有拔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势，此其立召祸乱者……
一向老谋深算的慈禧，竟然对此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一心想实行中央练兵计划。在利用袁世凯的同时，她觉得可以慢慢培植铁良以期日后取代袁世凯，把各省兵权收归中央。
事与愿违，练兵的结果，使得袁世凯能够凭借朝廷的威权和全国的财力，倾国而养嫡系之兵，促成了北洋系势力进一步盘根错节的壮大。
趁日俄1904年在东北发生战事的时候，袁世凯吓唬朝廷，说一定要增加军饷，防御各处沿海沿河口隘，以免洋人借机窜入国内。清廷立刻照准。于是，他得以四处征募士兵，把北洋六镇创建完毕。除第一镇统制不是他的北洋系外，其余五镇，从上到下皆为小站班底。在政界，徐世昌、赵秉钧、梁士诒、朱启钤、朱家宝、胡惟德、金邦平等人，皆是袁世凯心腹、眼线。这些人各居要职，遍布政府主要部门。
由此，盘根错节、枝蔓八方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便宣告成型。
袁世凯当时在政治上深具长远眼光。他不仅抓紧募兵，还特别注意培训军官。在送人去日本留学的同时，他次第在国内开办了许多军事专业学院。随着军队的迅速扩大，袁世凯手下的中下级军官陆续晋升，新学生迅速补充到位。所有这些人，日后都深感他的栽培“私恩”。
但是，北洋军和昔日曾国藩、李鸿章的以同乡乡勇为基础的旧式军队有着全然不同的区别——首先，北洋军坚拒两种类型的人物混入新式军队中，一是特权子弟，二是有过旧式军队行伍经历的老兵油子；其次，北洋军军队内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大行能力主义，使得北洋军成为和东西洋新式军队相仿的全新军队；最后，湘军、淮军都是以血缘为军中纽带，而袁世凯的军队则可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军官高级军将中，三分之一多都是有留学经历的高材生。
所以，从袁世凯称帝后那些反对他的昔日“嫡系”将领的态度看，把北洋军说成是“野心家”、旧式私人军阀队伍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真正把袁世凯往帝座上逼的，除了他自己的儿子以外，最主要是一些文人出身的投机分子和野心家，比如杨度、赵秉钧、刘师培等人。而反对他称帝的，反而不少是他昔日的属下军人，比如段祺瑞、冯国璋、蔡锷等。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