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清朝的官场浸淫多年，当然不傻。11月20日，他申告各省都督，提出在大局粗定的基础上，让各省派人来武昌，拟议建立中央政府。也就是说，黎元洪想先下手为强，在湖北带头搭起中央政府的架子。
由于当时黄兴本人也在武汉，上海集团不得不窝了口气表示退让，同意各省代表到湖北开会。人算不如天算。黎元洪正得意时，汉阳失守，武昌岌岌可危，连他本人也匆忙狼狈逃离都督府。不久，江浙联军攻陷南京，形势为之大变。
12月4日，沪、江、浙三都督，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准备让黄兴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此议一出，湖北方面大哗。对于黄兴当大元帅，武昌集团自然非常不服气，苏浙联军的军官也有不少人反对“常败将军”担任如此要职。
从黄兴本人讲，得知孙中山已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当时就不准备去当什么“大元帅”。孙中山已在路上，黄兴恐怕自己的抢先一步会造成同盟会的内部分裂。为此，他对身边同志推诚布公，表示说革命党人不能像“太平天国”那样窝里反，应该引以为戒，精诚团结。
黄兴这个人，“革命”运气一直不好，但他个人品德方面远在当时诸人之上，诚为一代磊落伟人。
于是，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后，就把原先的“决议”倒过来，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以大元帅代行其职务。
得知这一结果，黎元洪非常高兴。但他还没有傻到离开自己老巢湖北远去南京当“大元帅”的地步。假意谦让一番过后，他“委托”副元帅黄兴在南京代他行权，让这位老实人再次替他收拾江南一带的乱摊子。
黎元洪与黄兴争名号，很有凭恃心理。至于未来民国的“大总统”人选，在他心目中，非袁世凯莫属。
袁世凯方面，为了使自己的“和谈”计划顺利实施，换掉了傻乎乎一心要打胜仗换“黄马褂”穿的冯国璋。
连下汉口、汉阳之后，冯国璋凭勇乘胜，很想（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武昌顺势端掉。冯爷的积极主动，使得在北京的袁世凯急火攻心，不得不亲自打电话阻止这位不识时务的部下，让他停止进攻。阻止之后，又不好明说为什么。
冯国璋呢，一万个想不明白——武昌的革命军已经人数寥寥，清军大小船只齐集江边，只要一声令下，武昌即时可以攻陷。于是，他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袁世凯，让他下达总攻命令。
光火之下，袁世凯在北京终于给他发来了电令：不是让他进攻，而是调他离开武昌，转任察哈尔都统（回京后就任禁卫军军统）。
至于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转由深知袁世凯心思的段祺瑞接替。
段祺瑞很识相，他接手后按兵不动，一切唯袁世凯马首是瞻。
正是因为这件事，埋下了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日后反目成仇的种子。袁世凯死后，北洋分裂，冯国璋直系，段祺瑞皖系，最终衍变成直奉大战。
话题扯回，再讲南北和谈。
12月8日下午3点，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北方代表是唐绍仪、杨士奇等，南方代表是伍廷芳、温宗尧、王宠惠以及汪精卫。
汪精卫为何出现在代表团中呢？原来，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释政治犯，他出狱后，就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并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他与同盟会会员魏宸组等人分析局势后，认为当时中国能推翻清廷的，非袁世凯莫属。于是，他们就决定在北京“策反”袁世凯，建立共和中国。
袁世凯本人对汪精卫的建议很感兴趣，便派出儿子袁克定以及杨度、赵秉钧等人与他密切联系。
革命军攻克南京后，袁世凯先惊后喜——“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与冯国璋电报）。
可见，袁世凯对天下大局，一直成竹在胸。
12月6日，载沣辞去其“摄政王”一职，清廷完全处于“寡妇孤儿”状态。由于禁卫军统领一职由袁世凯嫡系冯国璋掌握，北京的清廷，尽操于袁世凯之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常召见汪精卫、魏宸组，于深夜从容议事。趁此机会，汪精卫力谏袁世凯认清形势，并盛赞他“一言足安天下”，希望他能当中国的“华盛顿”。
夜深茶热，袁世凯莞尔，表示要“研究研究”。
于是，唐绍仪率议和代表团二十人于12月7日出发。与他们同火车的，还有汪精卫、魏宸组。所以，汪精卫是南北方代表团共同承认的“代表”。
到12月底为止，南北和谈共举行五次正式会议（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双方除讨论军队的具体停战措施外，主要争论焦点在于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国体选择。
袁世凯的本意是，以“君主立宪”与革命党讨价还价，再拿革命党的“民主共和”威胁清廷。
伍廷芳、唐绍仪皆官场老手，白天一脸正经谈空话磨时间，晚上老友鬼祟欢宴，在官场大腕赵凤昌的上海惜阴堂别墅里面大叙乡情。唐绍仪为广东香山人，伍廷芳是广东新会人，都是同治十三年的同级留美学生，本来就是老相识。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