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知心难友浦二姊
春节期间，冬林携同她弟弟士杰一起到我家里来看我，并告诉我，他们已经把母亲浦熙修的文集编定，准备出版，要我写一篇怀念的文章。我听了首先认为他们姊弟二人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我认为这是浦二姊生前的一桩不敢认为会实现的梦想。我相信这位知心难友心里一定盼望有这一天。暴风雨过去后，她有机会能在明朗的阳光下让人看到她一片爱国爱党、忠心耿耿的真正面貌。这本文集虽则我还没有机会拜读，但据说将收集她在遭到劫难之前，即1957年以前历年所发表过的文章。这里积聚着她一字一字真心实意写出来的一贯精神的结晶；这也是她一生为人的真凭实据，应当可以把劫难中无中生有捏造出来的对她的侮蔑和中伤一扫而清。我还是相信后来的子子孙孙是有判断力的，而且真心盼望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也不会再遭到我们这一代人所遭到过的劫难了。
我同意冬林姊弟提出的要我写一篇怀念我对这位知心难友的文章，因为至今我还常常想到她，而且感到和她往来相处的那段经历，不仅是支持我渡过那场劫难，使我有第二次生命，而且是鼓励我珍惜我这20多年来不敢自懈地工作的动力。因为我心底里还有她这个人，我要求自己这一生能做到她指望我所应当做的事情。
对浦二姊的怀念，我在1987年6月曾为上海《文汇报》50周年写过一篇《纪念〈文汇报〉的女将》，记下了我当时对她的怀念。时间又过了12年，我的记忆力更差了，当时记不起的事，现在更模糊了。在我对浦二姊的怀念之情实在无须加以添补，这段经历又经过了近20年的洗练，我内心确是觉得更光洁可爱了。
我这次再怀念这位难友时，在题目上加了“知心”两个字，这是我这段时间里不断回思浦二姊这个人和我的友好关系时，想起的称呼。她是我的难友那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确是从1957年坐在一条板凳上听到我们被宣判成“章罗联盟”的干将和军师时，开始其后13年不寻常的友谊。起初不过是一般的难友，同受劫难以后有的那种共同感情的结合。但同是受难人并不一定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理想和意识，所以不一定是知心朋友。经过1958年这一年在社会主义学院的一起学习，有了相互交心的机会，大家多了一层相识，建立了心态上深一层的联系，所以我加上知心二字在难友之上。
怎样描述我们之间的那种知心难友的实质呢？首先当然我们有共同的境遇，我们都是从社会的正常活动中，突然在一声号令下被孤立出来的人。人是不能离群独立的，也就是说正常的人必须有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我们被指定为“人民的敌人”以后，就从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和别人划出了一条界线，成为一般人不敢接触和往来的对象。所谓“划清界限”。
我曾打过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人之不能离开社会可以说有如鱼之不能离开水。一条活鱼从水中打捞出来后，放在沙滩上用强烈阳光来干晒，成了所谓枯鱼，这样的鱼是活不了多久的。这些枯鱼要苟延生命，只能“相濡以沫”。知心的难友在处境上就有类于沙滩上的被晒在一起的枯鱼，他们只能“相濡以沫”，就是在沙滩上互相把自己的吐沫来共同维持生命。我们这些难友就是相濡以沫的枯鱼。他们在被众人视为异类时，还能在相互间保持着社会中人和人在精神上相互支持的作用，因为这些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右派分子”，还允许个别接触讲点知心话，流露心与心之间的同情。我说知心难友的可贵就在这里，就是被孤立的人还能在这些难友中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作为精神营养。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学院里学习的难友也不一定能相互慰藉成为知心人。这一点体会，正是我接近90岁这几年中补习社会学的心得。
社会主义学院结业后，我们这些被认为已有点改造的难友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一部分还恢复了政协委员，享受了一些如集体学习和外出参观访问等政治权利。浦二姊还安排在政协文史委员会做编辑工作，所以她自己解嘲说，原来的“新闻记者”递升成了“旧闻编辑”。她兢兢业业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而且写出了乐松生同仁堂的企业史、董守义参与奥林匹克纪事，以及修改董竹君的回忆和溥仪前半生的历史等这些经得起学术考核的历史著作。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57年掀起的这股巨浪，还在翻天和高涨，到1966年升级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次人类历史上少见的特大灾难，牵涉到亿万人。“文化大革命”和“反右”相比真是大巫见小巫。
我们这些“摘帽右派”一夜之间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真是闹得家破人亡。潘光旦老师和浦二姊，都没有渡过这场灾难而离开了人世。我作为一只死老虎不知怎的活了下来，以至于今。1980年又得到改正，获得了已经有19年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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